而王世貞，奔走十數年為父伸冤，可對平反之事沒什麼忌諱。

再者，王世貞著《倭志》，一早就銳評過此事。

當然，他沒敢說朝廷不厚道，只把鍋扔在了胡宗憲頭上，恨其沒給中樞說明情況——“宗憲具狀聞上，然不敢悉其故。”

並且隱晦表示，汪直冤死，使得“天下騷動，東南髓膏竭矣”。

歷史太近就是這樣，不好評論，大家各有各的賬目，各有各的立場，自然也說不上什麼公道話。

朱翊鈞餘光瞥見張瀚面含隱怒，一副蓄勢待發的模樣。

見狀，他連忙履行控場職責，輕咳一聲：“國家大事，冤不冤的，不宜在此處討論，慄卿不妨直言，汪直案與海運有何關係？”

政事嘛，上價值的事往後稍稍，陳說利弊才是題中應有之義。

張瀚的話被憋了回去，王世貞也默默住嘴。

慄在庭順勢接過話茬：“回稟陛下，此事說來話長。”

他頓了頓，斟酌言語長話短說：“臣奉命籌建福建市舶司，如今衙門、港口、航線、外藩、海商等諸多事，概已完備。”

“沿襲祖宗成法，沿海去處，下海船隻，由市舶司發放號票文引，許令出洋。”

“循正德十二年舊例，命出海商船，及番國進貢並裝貨泊船，榷十之二。”

明朝海禁二百年，品種和目的都大不相同，什麼祖宗成法都能找到。

明初太祖年間，海禁多是出於防倭。

概是“禁民海捕魚，以防倭也”、“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見有者，限以三月銷盡”這種臨時性的政策。

在倭寇消退後，成文的明令只是禁止“擅造三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

這裡的違禁貨物在大明律中有一個名錄，只有“馬牛、軍需、鐵貨、銅錢、緞匹、綢絹、絲綿”各項。

顯然，還只是出於國家安全考量，至少三桅以下的船，以及違禁外的貨物，是允許貿易往來的。

基本態度就是，海貿是什麼我不知道，反正要防倭。

到了永樂年間，便開始“發票”，也就是登記發放許可證，才會允許船隻出海貿易。

譬如福建，將朝貢與海商出海分開管理——“福建市舶專隸福州，惟琉球入貢一關白之，而航海商販，盡由漳、泉，止於道府告給引文為據。”

而沒有拿到票號的小商民，連遠洋船都不能擁有，一律改為不能遠洋的平頭船。

到這裡，實質上就是在壓制民營海商，主要目的也很清楚，為官營讓步，搞壟斷嘛。

基本態度就是，我知道海運很好，所以只能我自己搞。

正因如此，同時期的鄭和就搞得如火如荼，官船更是頻頻出海。

但鄭和之後，海貿的風向，便急轉直下。

一說此事招引倭寇，侵犯邊防，一說海貿虧本買賣，勞民傷財，甚至有說朝實物完稅，海貿動盪稅基的說法。

於是，宣宗皇帝以下，真就信了這些進言。

連官營海貿也不再提及，只能眼巴巴等著外藩朝貢，堪合貿易。

等到成化年間，憲宗再想搞海貿攬財的時候，立刻便是群議洶湧。

兵部尚書劉大夏，乾脆說出了鄭和下西洋害死了上萬人的說法——“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奪寶而歸，於國家何益？”

此時的朝廷，基本態度已然變成了，海運很壞，誰都別搞。

當然，也正是這個時候，勳貴官吏們的走私，蒸蒸日上。

廣東總兵柳景，將麾下軍需儲備的硫磺、硝石，打包賣去了越南。

南直隸魏國公府夥同浙江海道御史，挪用“餘價官鹽”，巴巴跑去跟弗朗機人兌換香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