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中樞想幹都說虧本，朝臣私下又趨之若鶩的情況，一直到武宗皇帝當國之時。

正德三年，海貿事有了轉機，一場聲勢浩大而綿延日久的“禁通之爭”，自然而然地開始了。

先是市舶司太監熊宣，一改“市舶司守株而待，無所事事者也”的模樣，主動在不是朝貢的時間點，迎接藩船，並且奏請將藩船抽稅後上岸。

禮部當頭一棒，呵斥其“妄攬事權，令回南京管事。”

但所謂前赴後繼，繼任的太監畢真，再度上奏攬權，“舊例泛海諸船，俱市舶司專理，邇者許鎮巡及三司官兼管，乞如舊便。”

當然，這種出於內廷攬財的動機，立刻被科道回以“不許往來，私通貿易，番舶非當貢年，驅逐遠去。”

火一旦燒起來，就止不住了。

此例一開，土官流官、中樞地方、東南沿海，先後下場，掐得是頭破血流。

任廣東右布政使吳廷舉，上奏允許船舶通航，並對往來船舶實施抽分之法；廣東右參議陳伯獻當即上疏彈劾上司吳廷舉，言此舉“使奸民數千駕造巨舶，私置兵器，縱橫海上，為地方害。”

對此，禮部認同了後者的做法，“令撫按等官禁約番船”；而廣東巡撫林廷選等人，則是對禮部的命令置若罔聞“因循未止”。

浙江大戶，故太子少保何詔的次子御史何鰲，高舉外藩威脅論，言外藩“前年駕大舶突進廣平省下，銃炮之聲，震動城廓”；而時任廣東都御史的陳金，反唇相譏“海貿開源，以備軍餉之用，可仿製銃炮。”

這場爭鬥一直持續了十餘年。

從正德三年開始，兩派撕咬不斷，政策搖擺不定。

直到正德十六年，武宗皇帝崩於豹房。

皇帝駕崩的第二天，內閣首輔楊廷和，便下令驅逐在京外藩——“哈密及土魯番、佛郎機等處進貢夷人，俱給賞，令還國。”

廣東地方也終於結束了搖擺，對弗朗機人實施搜捕，甚至引發了震動一時的廣東屯門海戰，以一種轟轟烈烈的方式，宣告了正德海爭的結束。

當然，雁過留痕，正德開海雖敗，但好歹是留了些歷史檔案下來。

也就是如今慄在庭口中的祖宗成法。

“榷十之二！？”

這稅數，高得有些嚇人。

直讓王國光豁然轉過頭，緊緊盯著慄在庭。

申時行也露出驚訝的神情，慄在庭究竟在福建如何縱橫捭闔，竟能從容榷十之二！？

成法歸成法，不可能拿來就能用，前宋還動輒海稅年入百萬兩呢。

今時不同往日。

要知道，高拱主持的隆慶開海，阻力重重，只開了一個泉州月港，不僅將稅收託付給地方留存，作為軍餉，甚至年收稅也不過“一萬餘兩”，跟打發叫花子沒什麼區別。

開了兩年後，外藩來朝的船隻有所增加，關稅多收了些。

福建地方立刻上奏，言及“餉驟溢至二萬九千兩，實涸澤而漁”，此後便一直停在了三萬兩這個數目。

跟這對比起來，榷十之二，可真是好大一筆錢。

國初時，太祖只收海貿六分稅，海稅也沒有低於十七萬兩的時候。

慄在庭沉著地點了點頭：“外藩，以及海商……我是說民商，日夜求互市而不可得，哪怕十之二亦是趨之若鶩。”

“抽稅之事，我業已與福建諸商行、藩屬達成了共識。”

他稍微解釋了一句，而後繼續說道：“如今彼輩唯一的顧慮，便是朝廷的態度。”

“生怕朝廷舉棋不定，行而又廢，乃至引蛇出洞。”

“再加上有心之人鼓譟，福建坊間‘寧信走私，不信舶司’的民謠，幾乎都唱開了。”

“哪怕我親自出面作保，彼輩卻唯恐我是胡宗憲第二。”

“尋根究底，此事尚需中樞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