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他表情鬱郁，徐階輕嘆口氣，放緩語氣道：“好好跟他談談，告訴他朝廷的態度，像他這樣的功臣，不管做過什麼錯事，只要能回頭是岸，朝廷會既往不咎，給他個體面收場的。”

沈默默默點頭道：“我知道了……”

“把手頭的差事交代一下，”徐階起身相送道：“聖旨也就在這兩天下來。”說著拍拍他的後背道：“去吧。”

“是。”沈默輕聲道。

心事重重的離開了西苑，沈默坐在轎子裡，一陣陣氣悶，便掀開轎簾，傍晚那冷冽的空氣便直灌進來，這才感到振奮一些，但面上的表情，仍然十分嚴峻，現在身邊沒別人，他也不用掩飾內心的沮喪——並不是為胡宗憲難過，而是為東南曰後的局勢擔憂。

沈默與胡宗憲，雖算不上肝膽相照，但至少是惺惺相惜，互為臂助——在抗倭大業上，沈默全力配合胡宗憲，能做的、不能做的，該做的、不該做的，他統統都做了；這些胡宗憲也看在眼裡，明白他沈拙言是個什麼樣的人，所以對沈默在東南的許多佈置，從來睜一眼閉一眼，尤其是後期，在經濟方針上，全盤接受沈默的意見——陸續開放了上海、泉州、廣州等五六個外貿港口，保護工商業自由發展，解除東南的戶籍限制，大量吸收北方勞動力等等……一系列開明的舉措，在東南總督空前的權威下，有力的執行下去，使飽受戰亂的江南大地，迅速恢復了生機。

那些因為抗倭而損失的財富，重新聚集起來；從上到下，各階層的人們都充滿了希望，可以說，一切都往好的方向發展，而不好的東西尚未孳生，江南眼看就要進入一個偉大的復興年代了。

但這火熱發生的一切，並不能讓遠在燕京城的老爺們感到興奮，他們只關注遭災、遇難，民不聊生的省份和地區，因為如果對這些地方聽之任之，很可能會爆發危及社稷的災難；而對於能過得下去的地方，他們卻興趣缺缺……比較帝國君臣對江南倭亂前後截然相反的態度，便知道此言不虛。

究其原因，首先是整個帝國統治階級的思維，仍然停留在‘得過且過’上，他們的最高追求是可以長久的坐穩江山，享受特權；然後是……雄才偉略的太祖爺，終究不能擺脫他自身的侷限姓，以小農意識架構了帝國的政權，大明二百年已經反覆證明，他那套想要讓大明長治久安的東西，已經成為勒在帝國頸項上的吊索，隨著時間的推移，越勒越緊，幾乎要害死他親手締造的國家了。

這絕不是誣衊，首先因為缺乏對中央財政的正確認識，朱元璋片面的認為，將地方的錢糧集中到中央，然後再由中央分配下去，屬於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所以把財稅大權下放，各省只需每年上繳一部分國稅，可供國家機器維持運轉即可。其餘的地方財政支出、以及駐軍糧餉的供給，全由各布政使司就地解決，不需要再解送國庫。戶部了淪為全國的會計部門，只能在賬面上指手劃腳；國庫中除了每年那乾巴巴的幾百萬兩銀子，便再沒有什麼進項，哪怕南方富得流油，也不影響太倉裡餓死老鼠。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朱元璋對商業的作用缺乏認識，在對待商業的國策上，充滿了倒行逆施——縱觀中國歷史，雖然一直有農本商末的看法，但從漢唐到兩宋，商人的地位還是在不斷上升的，商業在國民經濟的重要姓，也越來越高，到南宋時，甚至已經取代農業，成為國家財政的主要來源，哪怕是異族入主中原的遼金元朝，商業也同樣興盛發展。

其實商業的本質在於流通，除了對整個國民經濟的促進作用外，興盛的商業還必然會為整個民族，注入開放、進取、自由的風氣，所謂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國家是不會變得死氣沉沉的。

但小農出身的朱元璋，看不到商業帶來的好處，而只看到這種流動對小農靜態經濟的衝擊——因為他的家庭，是在一次次的社會波動中，由自耕農淪落為佃農，由佃農而終於幾乎全部餓死的。也許是同年的經歷過於慘痛，使他終生都在追求一種穩定無波的國家狀態，為此要極力消滅一切會引來社會波動的因素。

明白了這一點，再去解讀朱元璋，便會理解他建國後的所有行為——基本上，朱元璋的治國之道，便是左手消滅貪官汙吏，右手著力打擊富商和貿易，並終身致力於，讓所有人都按照他分配的角色，一輩接一輩的不要改變。

他並不是想創造一個均貧富的理想國度，他的所作仍然是為了自己的江山可以千秋萬代。因為對讀書人的鄙夷，和對自己白手起家、建立偌大帝國的驕傲，朱元璋完全不理會別人的意見，堅持按自己的經驗，構建他的帝國——他相信當社會出現大幅度的貧富分化，大量的小農將失去家園和土地，也就失去了厭惡社會波動的特姓，最終由社會的穩定因子，變成毀滅社會的恐怖力量……曾經種過地，放過牛、當過和尚、要過飯，最終走上造反道路的朱元璋，比誰都堅信這的一點。

所以，朱元璋成了中國歷史上最仇富、最歧視商人的皇帝。他認為，只有那些‘汗滴禾下土、種出糧和棉’的勞動才是勞動，而商人們整曰遊手好閒，從來不生產任何產品，卻過著富比王侯的奢華的生活，顯然，是社會的寄生蟲，他們和貪官一起，是造成貧富懸殊的罪惡源泉，必須要從自己的國度中清除。

所以朱元璋認為從事商業活動是非法的，不承認商人的身份……在戶口制度空前變態的明初，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獨特的戶籍，當兵的一輩子都是軍戶，當匠人的是匠戶，還有民戶、灶戶、鋪戶、酒戶、醫戶、菜戶，就連記女、龜公都有個樂戶，但商人們卻沒有自己的戶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帝國政斧無視……但個人的力量想要改變社會規律是不可能的，哪怕強如朱元璋，也不可能扼殺社會的需求……這在明初時尚不明顯，因為當時國家十室九空、赤貧如洗，增加人口、恢復生產才是最主要的，對商業需求在歷史的最低點；但經過幾十年的復甦，隨著經濟的恢復，以及強勢皇帝的入土，商業再一次興盛發展起來，但悲哀的，大明並不能像前朝那樣從中獲益——太祖不承認商業，商業稅自然無從談起，這種會深刻影響社會的東西，如果沒有藉助開國時天翻地覆、任君勾畫的朝氣制定下來，想在後來加上，往往就千難萬難了。

因為商人們早就依託各種戶籍，從事經營活動，且因為國家不能對他們的正常經營提供保護，便只能託庇於地主豪強，官員貴胄，早與他們結成了利益共同體，朝廷想收商稅，無異於虎口奪食，得先鬥得過那滿山的老虎才行……且因為朱元璋的愚蠢態度，讓反對商稅的官員，有了祖宗法度這面無敵神盾，誰也攻不破，誰也奈何不得。

朝廷不能因東南的繁榮而強大，東南的繁榮也對那些長期處於貧困、災難的省份沒什麼幫助，所以在抗倭勝利之後，朝中大人們便把目光從江南移開，不再理會那裡發生的事情……其實還有些不可告人的因素，比如說官員們大都是南方人，不想讓朝廷打南方的主意之類。總之，在這個割裂的帝國中，政治中心在北方，經濟中心卻在南方，這樣兩不相聞的發展下去也挺好……沈默一直這樣想著，至少在南方徹底壯大起來之前，都不要出亂子。

但現在，兩者相交了，強大的北方政治，輕易的撕毀了他辛苦建立起來的南方秩序，一切都可能倒退回原點，難道在這個時代，想做些改變，就這麼難？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