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又下了起來。
黃素芬披著舊雨衣，照例清晨五點半出門清掃街道。
路過修表鋪時，她習慣性停下腳步。
那台老舊收音機又在響了。
自上周起，每天六點整，它都會自動開啟，播放十分鐘固定片段：江水聲、打印機節奏、模糊的人語低吟。
街坊都說這是線路故障。
隻有她知道不是。
可今天，就在第六分鐘時，聲音似乎……變了。
她擰緊耳朵，眉頭微蹙。
背景裡，好像多了一點彆的什麼。
極細微，像風吹過縫隙。
但她聽出來了。
那不是電流雜音。
那是某種新的聲音樣本，正悄然滲入原有的廣播流中。
她沒說話，隻把掃帚握得更緊了些。
清晨六點零七分，收音機仍在繼續。
紫藤架下的地燈忽明忽暗，仿佛在回應某種遙遠的信號。
而城南診所的監控屏幕上，神經反饋儀的日誌突然跳出一行新記錄：
【檢測到未知音頻注入，來源無法追蹤】
鄭其安盯著那條提示，良久未動。
現在，輪到彆的聲音登場了。
清晨五點四十二分，黃素芬的腳步比往日慢了些。
雨絲斜織在青石板路上，她撐著那柄補了三次膠的舊傘，掃帚輕拖過修表鋪門前的台階。
收音機還沒響，但她的耳朵已經豎了起來——這幾天，它開始“說話”得不一樣了。
起初隻是微不可察的變化：江水聲裡混進一聲嬰兒啼哭，像從記憶深處浮起的回音；第二天，街頭叫賣“油條——熱豆漿——”穿透了電流雜音；昨日，則是一段模糊的公交車報站：“下一站，解放南路。”這些聲音並不突兀，仿佛本就該在那裡，隻是被時間掩埋太久。
她沒告訴任何人，隻在自家廚房的小黑板上悄悄記下：
“4月3日，新增音頻：嬰兒哭約0’17”）”
“4月4日，街頭叫賣2’03”），音源似為南市早集老調”
“4月5日，公交報站6’41”），車型應為90年代長江牌客車”
一筆一劃，工整如她三十年來每日清掃街道的軌跡。
她是清潔工，也是守夜人。
那些彆人忽略的細碎聲響，在她耳中卻如鐘鼓般清晰——因為她記得，每一個聲音背後都曾站著一個活生生的人。
第六天清晨，她終於看懂了規律。
所有新增片段，均來自“城市記憶地圖”平台近三日內上傳的市民投稿。
係統不再依賴人工篩選，而是通過語義與情緒模型自動識彆具有曆史共鳴感的聲音，並將其嵌入廣播流。
這不是故障，也不是人為乾預，而是一種自生長的記憶生態正在成形。
她在黑板最上方寫下一行字：
“今天的聲音，明天的名字。”
次日清晨，一位白發老人提著台老式雙卡錄音機站在修表鋪門口，雨水順著帽簷滴落。
他沒說話，隻是把機器輕輕放在檔案站門口的木桌上，附了一張紙條：“這是我兒子在拘留所最後一晚唱的民謠……他說，彆讓他這輩子像沒來過。”
消息悄然傳開。
第三天，又有家庭送來磁帶、手寫日記、甚至一段婚禮錄像的殘片。
社區檔案站的燈，第一次徹夜未熄。
與此同時，洪興總堂地下的元老議事廳內，氣氛凝重如鐵。
七叔坐在主位，麵前攤開著一份文件——《關於承認“真相稽核組”為正式機構的提案》。
三名保守派長老接連拍案而起：“祖規明令，名錄一旦定性，生死由命，名字不改！”“若人人可申辯，那當年血戰的意義何在？”
爭執正酣，一名年輕乾事低聲呈上最新統計報表。會議室驟然安靜。
過去三十天，全市四十七個家族主動申請補錄族人信息，其中十九例涉及曾被定性為“叛徒”者。
更令人震動的，是一段臨終錄音的文字稿：
“我不是英雄，但我求你們……彆讓我兒子以為我是壞人。”
——王家傑之父，鄭文彬，卒於清明前夜
七叔久久未語。
他緩緩起身，從懷中取出一枚鏽跡斑斑的丙字徽章，輕輕放在檀木桌上。
那是三十年前最後一次聯絡成功的信物。
“我們管不了生死，”他聲音低沉，卻壓下了所有喧嘩，“但管得住名字怎麼傳下去。”
窗外雷鳴炸響，暴雨傾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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