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郊外，哥爾克村。
列寧的鄉間彆墅被一層肅穆而緊張的氣氛籠罩著。儘管壁爐裡燃燒著上好的樺木，散發出乾燥的熱氣，但空氣中彌漫的消毒水氣味和一種難以言喻的壓抑感，卻讓這溫暖顯得格外脆弱。弗拉基米爾·伊裡奇·列寧，這位蘇維埃政權的締造者和靈魂人物，在經曆了又一次嚴重的腦血栓發作後，身體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垮塌。他的右半身幾乎完全癱瘓，語言功能嚴重受損，隻能發出模糊不清的音節，昔日銳利如鷹隼的眼神也變得渾濁、時而渙散。由克裡姆林宮醫療局從德國柏林和聯合帝國帝都重金聘請的頂尖神經科專家組成的醫療小組，在負責人、德國教授奧西普·費爾斯特的主持下，剛剛進行完一次長達數小時的會診，此刻正與守候在彆墅小客廳裡的幾位政治局核心委員進行著氣氛沉重的溝通。
費爾斯特教授用帶著濃重德語口音的俄語，語氣謹慎而低沉地向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以及人民委員會副主席阿列克謝·李可夫等人介紹情況：“諸位委員先生，我必須坦率地告知你們，列寧同誌的情況非常不樂觀。這次血栓嚴重損害了大腦右側基底節區的語言和運動中樞。雖然我們使用了最新的抗凝血劑和神經刺激療法，但恢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使出現奇跡，伊裡奇能夠恢複部分意識和簡單的交流，他也絕無可能再承擔任何繁重的領導工作了。未來的治療重點，將轉向維持生命體征和儘可能減輕他的痛苦。”
這個消息如同冰水澆頭，讓在場的每一位委員都感到刺骨的寒意。儘管早有心理準備，但來自權威醫生的最終宣判，仍然意味著一個時代的即將終結。客廳裡陷入死一般的寂靜，隻能聽到壁爐中木柴燃燒的劈啪聲和窗外呼嘯而過的北風聲。
列夫·托洛茨基，這位紅軍之父、理論上列寧最親密的戰友和可能的接班人，首先打破了沉默。他猛地站起身，激動地在鋪著波斯地毯的客廳裡踱步，揮舞著手臂，聲音因痛苦和憤怒而顫抖：“不！這不可能！伊裡奇是鋼鐵鑄就的！他經曆過流放、囚禁、暗殺，多少次都挺過來了！我們必須用儘一切辦法！如果德國的技術不行，那就去聯合帝國！他們的榮耀集團在生物醫學領域不是也有研究嗎？他們的中央帝國大學醫學院呢？花再多的外彙，動用一切資源，也要把伊裡奇救回來！蘇維埃俄國不能沒有他！”他的話語中充滿了真摯的情感，但也透露出對失去權力核心後局麵的深深恐懼。
格裡高利·季諾維也夫，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主席，與列夫·加米涅夫交換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眼神。季諾維也夫清了清嗓子，用一種更顯沉穩、實則暗藏機鋒的語氣說道：“列夫·達維多維奇，請冷靜。我們每個人的悲痛都不亞於你。費爾斯特教授代表的是世界最頂尖的醫學意見，我們必須尊重科學事實。現在，擺在我們麵前最緊迫的任務，不是沉溺於悲傷或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而是如何確保黨和國家的領導核心在伊裡奇無法視事的情況下，能夠平穩、有序地運行。這才是對伊裡奇革命事業最好的繼承和扞衛。”他刻意強調了“平穩、有序”和“集體領導”，目光似有似無地掃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
加米涅夫立刻接口，他作為莫斯科蘇維埃主席和人民委員會會議的主持者，語氣更加直接：“季諾維也夫同誌說得對。當務之急，是立即建立一個臨時的、集體的領導機製。我建議，由政治局核心成員組成一個‘主席團’或‘書記處’，共同處理日常緊急事務。重大決策必須經過集體討論和表決，避免權力過度集中到某一個人手中，這樣才能防止出現誤判，維護黨的團結。”這番話的指向性非常明確，既是防範托洛茨基憑借其在紅軍中的巨大聲望獨攬大權，也是針對斯大林作為黨中央總書記所掌握的日益增長的組織人事權力。
約瑟夫·斯大林自始至終都異常沉默。他坐在靠近壁爐的扶手椅裡，粗壯的手指交叉放在腹部，臉上沒有任何明顯的表情，既沒有托洛茨基式的激動，也沒有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那種急於規劃未來的焦慮。他隻是靜靜地聽著，偶爾吸一口早已熄滅的煙鬥，深邃而難以捉摸的目光在幾位同僚臉上緩緩移動，仿佛在評估著每一句話背後的真實意圖和力量對比。當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明確提出“集體領導”時，他的嘴角似乎微不可察地抽動了一下，但沒有任何言語。
這時，人民委員會副主席阿列克謝·李可夫，一位以務實和溫和著稱的經濟專家，憂心忡忡地提出了一個更具體的問題：“同誌們，領導機製固然重要，但眼下就有一個棘手的現實問題。關於與聯合帝國的勒拿河關稅及西伯利亞鐵路過境權談判，以及下一階段從金剛集團進口特種鋼的合同，都需要最高決策層儘快拍板。伊裡奇病倒前，對這些事務非常關注，現在……我們該如何推進？是暫時擱置，還是由某個指定的同誌牽頭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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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立刻引發了新一輪的暗流湧動。托洛茨基立刻表示：“對外貿易和重工業建設是國民經濟命脈，不能拖延！我建議由重工業人民委員奧爾忠尼啟則同誌牽頭，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同誌配合，儘快拿出方案，提交政治局討論。”他試圖將經濟和技術事務納入自己影響力更大的軌道。
季諾維也夫則反駁道：“這些談判涉及國家戰略安全和長遠利益，不能僅僅從經濟角度考慮。我認為應該由更加熟悉黨內思想和組織原則的同誌來主導，比如，可以由斯大林同誌從黨的角度進行總體把握，確保談判方向不偏離黨的路線。”他巧妙地將斯大林推向前台，意在製衡托洛茨基，同時自己也便於施加影響。
斯大林終於緩緩開口，聲音低沉而平穩，聽不出任何情緒：“李可夫同誌提出的問題很實際。當前情況特殊，任何重大決策都應慎重。我同意季諾維也夫同誌的部分意見，黨的領導不能缺席。但同時，具體業務需要專業的人來做。或許可以這樣：由政治局授權，成立一個專門的談判領導小組，成員包括奧爾忠尼啟則同誌、契切林同誌，以及計劃委員會和國家政治保衛局格彆烏）的相關負責同誌。小組定期向政治局彙報進展，最終協議必須經政治局集體批準。這樣既能保證效率，也能確保黨的控製和監督。”
這個方案看似折中，實則精妙。它沒有明確指定唯一的負責人，保持了表麵上的集體性，但將具體執行權交給了更傾向於務實合作、且與斯大林關係密切的奧爾忠尼啟則，同時引入了格彆烏契卡改組後名稱）進行監控，確保了斯大林通過組織係統對過程的潛在影響力。
會議在一種表麵達成共識、實則各懷心事的微妙氣氛中結束。委員們陸續離開哥爾克彆墅，返回克裡姆林宮。每個人都清楚，列寧時代的倒計時已經開始，一場圍繞最高權力繼承的、沒有硝煙但卻更加殘酷的鬥爭，已經悄然拉開了序幕。列寧病榻前暫時的平靜，無法掩蓋莫斯科權力核心即將到來的疾風驟雨。而這一切，不僅將決定蘇聯未來的內政外交走向，也必將對遠在東亞的聯合帝國、對仍在艱難重建中的波蘭、對整個脆弱的世界格局，產生深遠而不可預測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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