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克裡姆林宮那間象征著最高權力的政治局會議室，厚重的橡木門緊閉，隔絕了外界的一切聲響。室內，煙霧繚繞，氣氛凝重得仿佛能擰出水來。列寧的長期病重，使得這個核心決策圈內的每一次會議，都演變成一場關於未來道路和權力分配的、沒有硝煙卻異常激烈的戰爭。此刻，圍繞著一份關於“調整新經濟政策下農村糧食收購價格”的提案，幾位主要領導人之間的分歧和矛盾徹底公開化、白熱化。
主持會議的人民委員會副主席阿列克謝·李可夫，試圖以一種溫和的、程序性的口吻開場：“同誌們，今天我們需要討論糧食收購價格的問題。去年的收成雖然有所恢複，但伏爾加河流域的饑荒影響仍在，城市和軍隊的糧食供應壓力巨大。目前的收購價偏低，影響了農民，特彆是中農的積極性，導致征收困難。農業人民委員部的同誌建議，適當提高收購價格，以刺激生產，保證糧食安全。”
他的話音未落，列夫·托洛茨基便猛地站起身，他習慣性地用有力的手勢加強自己的語氣，聲音洪亮而充滿激情：“李可夫同誌提出的問題，觸及了我們當前政策的根本！新經濟政策允許農民自由出售餘糧，這本身就是一種對資本主義因素的讓步！現在，如果還要進一步提高收購價，豈不是進一步鼓勵了小農經濟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這會把我們引向何方？蘇維埃政權的基石是工人階級，是工業化！我們應該將有限的資金，集中投入到重工業建設中去，投入到國防現代化中去！而不是用來討好那些囤積居奇、試圖用糧食卡我們脖子的富農！我堅決反對提高收購價！相反，我們應該加強征收力度，對那些抗拒交糧的富農和投機分子采取堅決的專政手段！這才是繼續革命的道路！”
托洛茨基的發言，旗幟鮮明地代表了“左翼反對派”的立場，強調階級鬥爭和加速工業化，對新經濟政策持批判態度。
“托洛茨基同誌！你的觀點是危險的，是脫離現實的教條主義！”格裡高利·季諾維也夫立刻反駁，他扶了扶夾鼻眼鏡，語氣尖銳，“加強征收？專政手段？你說得輕巧！你去過農村嗎？你知道現在農民的情緒嗎？過度征收已經引發了不滿，如果再像戰時共產主義時期那樣強行征糧，隻會把廣大中農推向我們的對立麵，甚至可能引發大規模的農民暴動！這將動搖蘇維埃政權的根基！新經濟政策是列寧同誌親自製定的，是為了恢複經濟、鞏固工農聯盟的必要退卻。適當提高收購價，穩定農民情緒，保障糧食來源，正是為了給工業化提供一個穩定的內部環境！這才是真正符合當前形勢的、明智的策略！”季諾維也夫的立場更接近維護新經濟政策的“中間派”，但他與加米涅夫結成的“聯盟”，其核心目標是為了對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這兩個他們眼中的主要威脅。
列夫·加米涅夫緊接著季諾維也夫的話，語氣更加沉穩，但同樣具有攻擊性：“季諾維也夫同誌說得對。我們不能隻看重工業，而忽視了農業這個基礎。沒有麵包，工人會餓肚子，軍隊會失去戰鬥力，一切工業化藍圖都是空談。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要不要提高價格，而在於如何提高，提高多少，以及資金從哪裡來。這需要周密的計算和平衡，而不是簡單地用‘革命’或‘專政’的口號來解決問題。我建議，由計劃委員會和財政人民委員部牽頭，組織一個專門的評估小組，詳細研究價格調整的幅度和財政承受能力，再提交政治局審議。”加米涅夫的提議，看似客觀務實，實則意在將決策過程複雜化、程序化，從而延緩決策，並在過程中擴大他們“聯盟”的影響力。
一直沉默地坐在長桌另一端、快速記錄著什麼的約瑟夫·斯大林，此時緩緩放下了手中的鉛筆。他拿起桌上的煙鬥，不緊不慢地填裝著煙絲，然後用火柴點燃，深深地吸了一口，讓灰色的煙霧在麵前緩緩散開。在繚繞的煙霧中，他的目光掃過情緒激動的托洛茨基，又看了看結盟的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最後落在試圖維持秩序的李可夫身上。
“同誌們，”斯大林的聲音低沉而平穩，帶著濃重的格魯吉亞口音，卻有一種奇特的安撫力量，讓激烈的爭吵暫時平息了下來，“李可夫同誌提出了一個非常現實、非常緊迫的問題。托洛茨基同誌強調了工業化和階級立場的重要性，季諾維也夫同誌和加米涅夫同誌則指出了農民問題和穩定性的關鍵。大家的出發點，都是為了黨和國家的利益。”
他停頓了一下，似乎在斟酌詞句，然後繼續說道：“但是，我認為，我們或許可以把問題看得更全麵、更長遠一些。糧食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是鞏固工農聯盟的關鍵。列寧同誌在新經濟政策中強調的，正是這一點。”他巧妙地引用了列寧的權威，但賦予了其更符合自己意圖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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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具體該怎麼辦呢？”斯大林話鋒一轉，提出了一個看似折中，實則暗藏玄機的方案，“首先，我原則上同意，在當前情況下，適當提高糧食收購價格是必要的，這是穩定農業生產、保障城市供給的基礎。這一點，季諾維也夫同誌和加米涅夫同誌的意見是有道理的。”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交換了一個略顯滿意的眼神，但斯大林接下來的話讓他們立刻警惕起來。
“但是，”斯大林強調道，“提高價格不能是無條件的，更不能變成對富農投機行為的獎勵。我們必須同時加強農村的黨組織和蘇維埃政權建設，要區分對待。對於大多數守法的中農和貧農，我們要保證他們能從提價中得到實惠；但對於那些試圖操縱市場、囤積居奇的富農，各級蘇維埃和格彆烏國家政治保衛局）必須加強監督和打擊力度。這需要一套精細化的、區彆對待的政策，而不是一刀切。”
他這個方案，既部分采納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提高價格的主張，又融入了托洛茨基強調階級鬥爭和專政的要素，看似不偏不倚。
然後，斯大林拋出了最關鍵的一招：“因此，我建議，這個‘調整農村糧食收購價格及相關配套措施’的方案，由黨中央書記處牽頭，會同農業人民委員部、財政人民委員部、格彆烏以及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共同組成一個專門的工作委員會來負責起草。工作委員會要深入基層調研，廣泛聽取地方黨組織的意見，儘快拿出一個周密可行的方案，再提交政治局最終決定。”
這個提議，表麵上是將任務交給一個跨部門的“工作委員會”，體現了集體決策和深入調研。但核心在於“由黨中央書記處牽頭”——而斯大林，正是黨中央總書記。這意味著，他實際上將主導這個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政策的製定過程。他可以通過書記處控製調研方向、篩選信息、安排人選，從而最大限度地確保最終方案符合他的政治意圖和權力布局。
托洛茨基立刻嗅到了其中的權力意味，他冷哼一聲：“書記處牽頭？斯大林同誌，你是想把經濟政策的具體製定也納入黨務係統的管轄範圍嗎？這不符合黨政分工的原則！”
季諾維也夫也敏銳地意識到這是斯大林擴大權力的舉措，他立刻反駁：“我同意托洛茨基同誌的部分看法。如此重要的經濟政策，理應由人民委員會主導，這是憲法規定的職責！書記處可以參與，但不應該越俎代庖！”
加米涅夫也附和道：“是的，應該由李可夫同誌負責的人民委員會來牽頭組織更為合適。”
麵對聯合起來的質疑，斯大林並不慌張，他平靜地回應道：“同誌們，現在是非常時期。列寧同誌無法視事，我們需要的是效率和集中。書記處負責黨的組織和協調，由它來牽頭，恰恰可以更好地整合黨政資源，確保政策製定不偏離黨的總路線。這並非越權，而是為了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如果大家有更好的人選提議，可以提出來討論。”
會議陷入了僵局。最終，在李可夫的斡旋下，達成了一個模糊的妥協：成立工作委員會，由黨中央書記處和人民委員會“共同負責”，但具體的運作細則和人員組成，留待下次會議再議。
這場關於糧食價格的爭論，其意義遠遠超出了經濟政策本身。它清晰地表明，在列寧病榻之側，蘇聯最高領導層的權力格局正在劇烈重組。托洛茨基憑借其理論威望和軍隊影響力，季諾維也夫與加米涅夫依靠聯盟和其在彼得格勒、莫斯科的地方基礎，而斯大林則巧妙地運用其把持的黨中央書記處這一組織武器，沉穩而堅定地擴張著自己的權力網絡。每一份文件、每一次人事任命、每一項政策動議，都成了各方勢力角逐的戰場。克裡姆林宮內的這場無聲較量，將決定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未來的航向，其波瀾也必將擴散至波蘭平原、聯合帝國的朝堂，乃至整個動蕩不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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