臘月的風裹著雪粒子，砸在供銷社的玻璃櫃台上，發出細碎的劈啪聲。我裹緊了藏青色的棉襖，手指在賬本上頓了頓，目光又落回窗台上那封貼著兩枚八分郵票的信上。信封右下角畫著一朵小小的蘆葦花，是小蘆的筆跡，她總說自己名字裡的“蘆”字太普通，要添幾筆生氣才好。
我是在去年秋天的全縣郵電係統表彰會上認識小蘆的。她作為山區郵電所的代表發言，穿一件洗得發白的藍布工裝，辮子上係著紅色的塑料繩，說話時聲音清亮得像山澗的泉水。輪到她上台時，台下有人低聲議論，說這個叫蘆曉燕的姑娘，管著三個行政村的郵件，每天要走四十多裡山路，是全縣送信最遠的女鄉郵員。她卻隻是笑著說：“山裡的老鄉盼信跟盼收成一樣急，我多走兩步不算啥。”
那天散會後，我鼓足勇氣攔住她，想跟她要一張表彰大會的合影。她愣了一下，隨即從帆布包裡掏出筆和筆記本，撕下一頁紙，把自己的地址工工整整寫在上麵：“照片我洗出來寄給你，你要是不嫌棄，也能給我寫信。”紙上還帶著她身上淡淡的油墨香，那是報紙和信件特有的味道，後來成了我最熟悉的氣息。
從那以後，我們的信就像山澗的溪流，從未斷過。她的信裡總寫著山路的故事：春天漫山的映山紅如何染透了郵包帶，夏天的暴雨如何把土路衝成泥河，秋天的野柿子掛在枝頭有多甜，冬天的積雪沒到腳踝時，她是如何踩著老鄉留下的腳印往前走。我總在信裡囑咐她多帶些乾糧，彆為了趕時間餓著肚子，她卻總在回信裡畫個笑臉，說沿途的老鄉會給她塞烤紅薯、煮玉米，“比供銷社的點心還香”。
可這封信，比往常遲了整整十天。
我深吸一口氣，小心翼翼地拆開信封，信紙帶著潮濕的褶皺，像是在懷裡揣了很久。小蘆的字跡比平時潦草，有些地方甚至洇著淡淡的水漬，我指尖捏著信紙，心一點點提了起來。
“親愛的，對不起這封信寫得晚了，前幾天遇到點事，現在想起來還心有餘悸。”
她寫那天是十一月的最後一個周五，本該是提前半天就能回郵電所的日子。可臨出發前，村長托她帶一封加急電報去山那頭的王家坳，說王大爺的兒子在部隊立了功，電報得趕緊送到老人手裡。她沒多想，把電報塞進貼身的口袋，背上裝著報紙和信件的郵包就上了路。
那天的天陰得特彆早，才過下午三點，山溝裡就開始暗下來。風卷著枯葉在山道上打轉，遠處的林子裡時不時傳來“嗷——”的長嚎，是野狼的聲音。她握緊了手裡的木棍——那是老鄉特意給她削的，說山裡野獸多，帶著能壯膽。可腿還是忍不住發顫，郵包的帶子勒在肩上，硌得生疼，她卻不敢停下來，隻想著快點把電報送到，快點趕回郵電所。
走到“鬼見愁”那段陡坡時，天已經全黑了。月光被雲層遮住，隻能借著星星的微光看清腳下的路。就在這時，身後的樹林裡傳來了樹枝斷裂的聲響，緊接著，兩道綠幽幽的光在黑暗裡閃了一下。她嚇得心臟都快跳出來，拔腿就往前跑，可沒跑幾步，腳下一滑，重重摔在地上。郵包掉在一旁，報紙散了一地，那封加急電報從口袋裡滑出來，飄到了路邊的草叢裡。
她顧不上疼，爬起來就去撿電報，可那兩道綠光越來越近，野狼的喘息聲都能聽見了。她抱著電報縮在路邊的石頭後麵，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掉，不是怕疼，是怕自己要是出事了，王大爺的電報沒人送，老鄉們的信還在郵包裡等著，還有……還有她還沒給我寫的回信。
“就在我以為要完了的時候，遠處傳來了梆子聲。”信裡的字跡在這裡頓了頓，像是在回憶當時的暖意，“是張大爺，他是山下護林站的，每天這個點都會出來巡山。張大爺看到我，趕緊把手裡的火把舉得高高的，對著林子喊了幾聲，那狼才慢慢退了回去。”
張大爺把自己的棉襖脫下來裹在她身上，又幫她把散落在地上的報紙和信件撿起來，重新塞進郵包。“丫頭，這麼晚了咋還在山裡走？”張大爺的聲音帶著心疼，“你這郵包比上次見時還沉，下次可不能這麼拚了。”她咬著嘴唇說要送加急電報，張大爺沒再多說，隻是拿著火把走在前麵，一路把她送到了郵電所的大門前。
“親愛的，你不知道，當我看到郵電所那盞燈時，眼淚又掉下來了。”信的末尾，她的字跡又恢複了往常的溫柔，“張大爺說，做人要踏實，肯幫人，就會有好報。我覺得他說得對，雖然這次受了驚，但幸好有他，也幸好我把電報送到了——王大爺看到電報時，笑得眼淚都出來了。你彆擔心我，我以後會注意安全的，等年假了，我就去供銷社看你，還想嘗嘗你說的芝麻糖。”
信紙的最後，還是那朵小小的蘆葦花，旁邊畫了一顆歪歪扭扭的星星。
我把信貼在胸口，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砸在賬本上，暈開了一個個墨點。我想起上個月她寄來的照片，她站在郵電所的門口，身後是滿山的紅葉，手裡抱著一個剛收到的包裹，笑得露出兩顆小虎牙。我那時候還在信裡跟她開玩笑，說等她來供銷社，我給她裝一兜子芝麻糖，讓她吃夠。可現在，我一想到她在黑夜裡抱著電報發抖的樣子，想到她摔在地上時的疼，想到那兩道綠幽幽的狼眼，我的心就像被一隻手緊緊攥著，疼得喘不過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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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在供銷社的值班室裡坐了一夜。桌上的煤油燈換了兩次燈芯，我寫了又改，改了又寫，總覺得有太多話想說，又怕說多了讓她擔心。最後，信裡隻剩下兩句話說得最鄭重：“以後不管多急的信，天黑了都不能走山路，安全第一；每天要記得吃早飯，把我的那份也一起吃了，身體健康比啥都重要。”
我還在信封裡夾了一張供銷社新到的芝麻糖包裝紙，上麵印著囍字，是準備過年賣的。我想著，等她看到這張紙，就會知道我在盼著她來，盼著跟她一起吃芝麻糖。
日子在盼信和回信裡過得飛快，轉眼就到了年假。臘月二十三那天，我收到了小蘆的信，她說她臘月二十五就能放假，還問我正月初六有沒有空，她想跟我一起去鎮上的集市買年貨。我拿著信跑到供銷社的後院，對著光禿禿的柿子樹傻笑，把信讀了一遍又一遍，連值班的老李都笑話我，說我像是要娶媳婦了。
其實，我真的想娶她。我早就跟母親說了小蘆的事，母親聽我說她每天走四十多裡山路送信，還遇到過野狼，眼圈都紅了，說“這丫頭是個好姑娘，你要好好待她”。父親沒說話，隻是從箱子裡翻出了一塊他年輕時攢下的上海牌手表，說“要是確定了，就把這個給她，讓她看時間，彆總在山裡摸黑走”。
正月初六那天，天剛亮我就去了供銷社。我特意跟主任請了半天假，買了兩斤芝麻糖、一斤花生酥，還挑了一塊紅色的燈芯絨布料——小蘆說過，她一直想要一件燈芯絨的上衣。我把東西都裝在一個新的帆布包裡，騎著自行車往郵電所趕，路上的雪還沒化，車輪碾在雪地上，發出咯吱咯吱的響聲，像是在唱著歌。
郵電所的院子裡積著雪，屋簷下掛著長長的冰棱。小蘆聽到自行車的聲音，從屋裡跑了出來，穿著我上次寄給她的那件藍色毛衣，辮子上換了一根粉色的頭繩。她看到我，眼睛一下子亮了，跑過來幫我拿帆布包，手指碰到我的手時，還帶著點涼，我趕緊把她的手攥在手裡，放在嘴邊哈氣：“怎麼不戴手套？凍壞了怎麼辦？”
她笑著說：“看到你來了，忘了戴了。”
那天我們在郵電所的小屋裡待了一下午。她給我泡了一杯熱茶，又拿出她攢的報紙，指著上麵的文章給我看，說這些都是她覺得寫得好的，特意留著給我。我把那塊燈芯絨布料拿出來，她展開看了看，紅著臉說：“真好看，就是太貴重了。”我把父親給的手表遞給她，幫她戴在手腕上：“以後看時間方便，彆再摸黑走山路了。”她低下頭，手指輕輕摸著表盤，眼淚滴在手表上，亮晶晶的。
臨走時，她送我到門口，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小布包，遞給我說：“這是我給你織的圍巾，織得不好，你彆嫌棄。”我打開布包，是一條灰色的圍巾，針腳有些歪歪扭扭，卻看得出來織得很用心。我當場就圍在脖子上，笑著說：“好看，比供銷社賣的還好看。”她看著我，笑得像正月的太陽，暖得我心裡發甜。
正月底的時候，母親托了村裡的王媒人去郵電所跟小蘆的父母談結婚的日子。王媒人回來跟我說，小蘆的父母都是老實人，說隻要我們倆願意，日子隨便定。我跟小蘆商量，說想定在正月二十六，因為那天是我母親算的好日子，也是我們認識半年的日子。小蘆點點頭，紅著臉說：“都聽你的。”
那幾天，我每天都像踩在雲朵上，走路都帶著風。我跟小蘆一起去鎮上的百貨商店買結婚用品：她挑了一塊粉色的床單，說要鋪在新房裡；我挑了一對紅色的暖水瓶，上麵印著“囍”字；我們還一起去照相館拍了結婚證上的照片，她坐在我旁邊，笑得特彆甜，我緊張得手都不知道往哪兒放，攝影師還笑話我們是“最害羞的新人”。
辦結婚證那天，天氣特彆好，陽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們拿著結婚證從民政局出來，小蘆把結婚證抱在懷裡，像抱著寶貝一樣。她跟我說：“親愛的，以後我們就是一家人了，我會好好跟你過日子，也會好好照顧叔叔阿姨。”我把她的手攥得緊緊的，說：“我會一輩子對你好，再也不讓你走那麼遠的山路送信了，我養你。”
我們計劃著，結婚後就跟郵電所申請，把小蘆調到鎮上的郵電所，這樣她就不用再走山路了。我還想著，等春天來了，就帶著她去看我小時候常去的那條河，去摘漫山的映山紅；等秋天來了，就跟她一起去山裡撿栗子，像她信裡寫的那樣，嘗一嘗野柿子的甜。
可誰也沒想到，正月二十五那天，災難會來得那麼突然。
那天早上，我還去供銷社買了些糖果和瓜子，準備明天結婚時招待客人。我想著下午去郵電所接小蘆，讓她跟我一起回家，晚上跟父母一起吃頓團圓飯。可還沒等我出發，郵電所的老張就騎著自行車急匆匆地趕來，臉色蒼白，嘴唇發抖，說：“你快去醫院，小蘆她……她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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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時腦子“嗡”的一聲，手裡的糖果袋掉在地上，糖滾了一地。我騎著自行車往醫院趕，車輪子都快飛起來了，風刮在臉上，像刀子一樣疼，可我一點都感覺不到。我心裡隻有一個念頭：小蘆不會有事的，她那麼好，那麼堅強，一定不會有事的。
到了醫院，我看到小蘆的父母坐在走廊的椅子上，母親在哭，父親低著頭，肩膀在發抖。我跑過去抓住老張的胳膊，聲音都在顫：“小蘆呢？她怎麼樣了？”老張紅著眼圈，歎了口氣，說：“急性心肌梗塞，送來的時候已經不行了……”
“不行了”這三個字，像一把重錘，狠狠砸在我的心上。我踉踉蹌蹌地走進病房，看到小蘆躺在病床上，臉色蒼白得像紙，眼睛閉著，嘴角還帶著一點淡淡的笑意，像是睡著了一樣。她手腕上還戴著我給她的那塊上海牌手表，表盤還在轉，滴答，滴答，像是在跟我告彆。
我走到病床前，蹲下來，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已經涼了，再也不會暖起來了。我想起我們第一次見麵時她的笑容，想起她信裡寫的山路故事，想起正月初六那天她給我織的灰色圍巾，想起我們一起買的粉色床單和紅色暖水瓶，想起我們結婚證上的合影，想起她說“親愛的，以後我們就是一家人了”……
眼淚像決堤的洪水，一下子湧了出來，浸濕了她的衣角，也浸濕了我胸前的衣服。我想喊她的名字，想跟她說我們明天就要結婚了，想跟她說我們還要一起去看河、摘映山紅，可我張了張嘴，卻發不出一點聲音，隻能任由眼淚往下掉，一遍又一遍地摸著她手腕上的手表，表盤上的指針還在走，可我的時間，卻永遠停在了這一天。
後來，我把小蘆葬在了她常走的那條山路旁邊，那裡有漫山的映山紅，春天的時候，會開得特彆豔。我把我們的結婚證和她給我織的灰色圍巾一起埋在了她的墓裡，還有她最後給我寫的那封信，信裡的每一句話，我都記得清清楚楚。
每年春天，我都會去看她，給她帶一束映山紅，帶一塊芝麻糖。我會坐在她的墓前，跟她說供銷社的事，說父母的事，說山裡的老鄉還在惦記她，說我還在想她。風穿過樹林，像是她的聲音，輕輕的，柔柔的，告訴我她一直都在。
有時候，我會拿出她寄給我的那些信，一封封地讀，信紙已經泛黃了，上麵的蘆葦花還帶著淡淡的油墨香。我會想起正月初六那天，她站在郵電所的門口，笑著對我說：“看到你來了，忘了戴手套了。”
那一刻，我就覺得，她從來沒有離開過。她還在那條山路上走著，背著郵包，唱著歌，身後是漫山的紅葉，身前是等著她的信的老鄉，還有……還有等著她回家的我。
隻是，我再也吃不到她給我剝的芝麻糖，再也看不到她戴著手表對我笑，再也不能跟她一起去看春天的河、秋天的野柿子了。
天上的星星亮了，我知道，那是小蘆在看著我，她還是像以前一樣，眼睛亮晶晶的，笑著對我說：“親愛的，彆難過，好人有好報，我會在天上保佑你。”
可我還是想她，想她想得心疼。如果時間能重來，我寧願她不要那麼堅強，不要走那麼遠的山路，不要遇到那麼多危險，我隻想要她好好的，好好的跟我在一起，哪怕隻是每天一起吃一頓飯，一起看一次星星，也好。
隻是，沒有如果了。
我的愛情故事，就這樣結束了。它像一場短暫的夢，夢裡有漫山的映山紅，有帶著油墨香的信紙，有灰色的圍巾，有上海牌手表，還有她的笑容。可夢醒了，隻剩下我一個人，守著那些回憶，守著那條山路，守著她的墓，一年又一年。
但我不後悔，因為我曾經擁有過她的愛，擁有過那段最美好的時光。她讓我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善良和堅強，什麼是真正的愛情。就算她不在了，這份愛也會一直陪著我，像天上的星星，永遠亮著，永遠溫暖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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