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氣中充滿了不容置疑的權威，以及對南巡政務導向的再次強調。
朱慈炯上前一步，跪拜受命：
“兒臣謹遵父皇旨意，定當兢兢業業，與諸位大臣同心協力，穩守京畿，恭候父皇佳音。”
辭朝禮畢，已近巳時。
龐大的南巡隊伍開始依次啟行，雖然未必動用全套法駕鹵簿，但核心的儀仗依舊極儘皇家威儀。
最前方是開道的龍旗、衛仗，隨後是手持金瓜、斧鉞、弓矢、豹尾槍的錦衣衛大漢將軍，個個身材魁梧，神情肅穆。
接著是繁多的旌旗、傘蓋、扇、幢、幡，形成一片絢爛奪目的移動色彩。
崇禎皇帝乘坐的龍輦位於隊伍核心位置，由數匹神駿的禦馬牽引，輦車裝飾華麗，繡有金龍，在陽光下熠熠生輝。
朱慈烺、以及隨行的幾位親王、後宮女眷的車駕緊隨其後。
再後麵，是扈從的文武官員車隊，以及裝載檔案、物資的輜重車輛。
護衛力量堪稱精銳！
由騰驤五衛、京營以及錦衣衛扈駕司組成核心護衛，他們身著嶄新的盔甲，兵器擦得雪亮，軍容嚴整，步伐一致。
這支隊伍不僅負責安全，更向沿途官民展示著經過戰火洗禮後，中央禁軍依然保有的戰鬥力與威嚴。
隊伍沿著紫禁城的中軸線南下，依次穿過午門、端門、承天門、大明門。
禦道兩旁，早已由錦衣衛和五城兵馬司的兵士拉起了嚴密的警戒線。
無數的京師百姓聞訊而來，擠在警戒線外翹首以盼，希望能一睹天顏。
隊伍浩浩蕩蕩，首尾相接，綿延數裡。
當最後一輛輜重車駛出正陽門時，已是午時過後，整個出城儀式，耗費了近兩個時辰。
朱慈烺坐在自己的專屬轎輿中，輕輕鬆了口氣。
這一上午的儀式莊重繁瑣，對體力和精神都是不小的考驗，他確實感到些許困乏。
轎子內部寬敞舒適，鋪著厚墊，設有小幾。
他並未選擇與崇禎同乘龍輦，一來是崇禎帝身邊亦有妃嬪隨侍，他過去多有不便。
二來，他這邊也有鄭小妹和琪琪格相伴，也不算無聊。
鄭小妹心思細膩，已備好了溫水和點心，見他麵露倦色，便輕聲勸他稍事休息。
琪琪格則對窗外綿延的隊伍和遠處陌生的田野風光更感興趣，但也很懂事地保持著安靜。
此行的第一站，便是天津衛。
天津，堪稱帝國的海洋門戶，亦是此次整頓海運的起點和試驗場。
它地處北運河與渤海的交彙點，元明兩代都曾在此接卸海運漕糧。
崇禎親臨此地，旨在視察大沽口的海防設施、三岔河口及海河的港口狀況、現存的碼頭與倉儲，還要召見當地官員、水師將領乃至有經驗的船戶。
看到這裡，或許有人會心生疑問：
天津距京城近在咫尺，可謂天子腳下，理當法度森嚴，那麼走私之類的事情應該很少吧？
若你真的這麼想，便是將複雜的明末政治生態想得過於簡單了。
事實上，天津的走私問題也是頗為猖獗的！
而之所以會這樣，恰恰源於它“天子腳下”的特殊地位。
原因錯綜複雜，深刻反映了王朝末路的症結。
其一，也就是所謂的“燈下黑”效應，天津距離權力中心近，非但未能有效遏製犯罪，反而使得走私活動與最高層的權貴、官員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係。
京城內的勳貴、有權勢的大太監、乃至部分朝廷要員，看中了天津走私的巨額利潤，或暗中投資，或直接充當保護傘。
他們利用自身的權勢和關係網，為走私船隊提供政治庇護。
地方官員、巡海禦史若想認真稽查，往往案件還未查清，京中的訓斥、說情甚至罷官的威脅就已先到。
在這種壓力下，誰敢真正去觸碰那些背景通天的“私船”？
投鼠忌器使得監管體係在頂層就幾乎失靈。
其二，京城自身形成的龐大非法需求市場。
明朝實行海禁政策，但位於北方的京城，皇室、貴族、官僚和富商巨賈對海外奢侈品的需求卻極其旺盛。
比如南洋的胡椒、蘇木、珍珠、象牙，日本的倭刀、描金扇、漆器，乃至更精美的西洋鐘表等，都有巨大市場。
官方朝貢貿易雖然也有，但數量實在太少，根本無法滿足需求，走私便成了最主要的供應渠道。
天津港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專為京城特權階層服務的“秘密物流中心”。
此外，在明與建奴戰爭的背景下，建奴方麵急需鐵器、硝石、硫磺、糧食、布匹等戰略物資。
一些唯利是圖的商人便鋌而走險，通過天津沿海星羅棋布的小港灣、河口，將物資偷偷運往遼東，獲利可達數十倍。
京城巨大的消費能力和畸形的戰爭需求，共同為走私提供了強大的經濟驅動力，使得禁令形同虛設。
其三，便是軍事與行政係統的雙重腐化與失效。
明初設立的天津三衛到了明末，衛所製度已瀕臨崩潰，軍戶大量逃亡，土地被侵占，留守軍士糧餉不繼，缺乏訓練，毫無戰鬥力可言。
這樣的軍隊，不僅無法有效巡海緝私，其官兵為了生計，反而積極參與走私活動，或利用巡邏之便“放水養魚”收取賄賂，或乾脆“監守自盜”，利用職務之便夾帶私貨。
同時，天津地區駐軍係統、漕運係統、地方行政係統職權交織，遇事互相推諉扯皮，都怕承擔責任，更怕觸動背後的利益集團，導致管理上出現大量真空地帶，給了走私者可乘之機。
其四，漕運體係本身的弊端提供了掩護。
天津作為漕運樞紐，每年有成千上萬艘漕船南來北往。
走私船隻很容易混跡於龐大的漕船隊伍中，難以辨彆。
而漕運係統內部的官兵、水手，也常常利用運送漕糧的便利，在官糧中夾帶私貨，或乾脆用漕船從事走私。
這種“合法”運輸體係下的非法活動，具有極強的隱蔽性，查處難度極大。
因此，明末天津走私的猖獗絕非簡單的治安問題，而是王朝係統性崩潰的顯著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