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下，坐著三十多位利益相關方代表：平台企業、工會組織、消費者團體、學者。
輪到提問環節。第一個舉手的是“全國中小企業振興協會”的代表，六十二歲的鈴木重工。
“橋本大臣，我想問一個根本性問題。”鈴木語氣嚴肅說道：
“這套法案，看似在為零工從業者提供保障，但實際上是在製度上，承認並固化這種就業形態。
而我們的數據顯示，過去三年，因為平台經濟的擠壓，東瀛全國有超過八萬家中小企業倒閉或轉型，直接導致35萬個正式工作崗位消失。
這些崗位有完善的社保、有職業培訓、有長期發展路徑。
我們現在用政策資源，去保障那些替代了這些正式崗位的零工崗位，這不是本末倒置嗎？”
會場一陣騷動。
幾位平台企業的代表皺起眉頭。
橋本大臣語氣平靜的說道：
“鈴木先生，我理解傳統企業的困境。
但我們必須麵對現實。
平台經濟已經吸收了近兩百萬就業，關乎數百萬家庭的生計。
我們不能因為保護舊業態，就忽視新業態從業者的權益。
政策需要平衡各方利益。”
下一個提問的是東瀛勞動組合總聯合會的代表，五十八歲的佐藤一郎。
“大臣，我們支持為零工從業者提供保障，這是進步。
但法案設計的保障水平，意外險最高賠付200萬日元，培訓補貼每月5000日元。
這夠嗎？
一個騎手如果重傷殘疾，200萬日元能支撐他未來幾十年的生活嗎？
更重要的是，法案完全沒有觸及平台算法的監管問題。
派單規則、評價體係、收入分配機製…如果不規範這些，再好的保障也是治標不治本。”
平台企業的代表，拚夕夕公共政策總監麻生太郎舉手發言：
“佐藤先生，算法是我們提供高效服務的基礎。
過度監管算法，會損害消費者體驗和從業者收入機會。
我們更傾向於通過行業自律和技術優化，來改善從業者環境。”
聽證會持續了三小時。
各方激烈交鋒，但一個清晰的態勢顯現出來。
儘管對平台經濟有諸多批評和擔憂，但沒有任何一方，包括傳統企業代表和工會，提出“限製平台擴張”或“逆轉平台化趨勢”。
最激進的提議，也隻是“加強監管”和“提高保障水平”。
為什麼？
因為在場所有人都知道，平台經濟已經深深嵌入東瀛社會結構。
超過4000萬消費者習慣在拚夕夕購物。
超過300萬人在平台相關領域就業。
更有超過100萬家中小企業，在平台上銷售商品。
地方政府依賴平台銷售本地特產，媒體依賴平台企業的廣告收入。
政黨需要平台創造的“就業數據”，來證明經濟政策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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