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查《大吳會典?賦役誌》載：“凡民田畝稅三升，官田五升，勳貴優免不過百畝。”今則不然——藩王宗室占地超千萬畝，恃“皇親”之免，粒稅不納；士紳階層借“優免”特權，隱田達三千萬畝有奇，更有勾結胥吏、轉嫁賦稅於小民者。反觀農桑之民，“三餉”加征無已，田薄收而稅重，鬻妻賣子猶不能償，是以國課日虧，國庫空虛，此財政之根本症結也。
為今之計，當破“優免”之弊，向既得利益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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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征“遼餉、剿餉、練餉”三餉，儘釋小民苛政之負，以安農心。
遣禦史台精悍吏員，分巡天下，按《皇吳祖訓》核藩王、勳貴田畝，凡逾製隱田，悉追其稅，歲不及額者，以“虧空國課”論罪。
革除士紳“無限優免”之權，定“一品優免三十畝，以下遞減五畝”之製，逾額隱田與民田同稅，欠稅三年以上者，奪其功名，沒其隱田。
如此則稅基複實，國用可充，庶幾脫財政崩潰之困。
臣掌兵部十餘載，深知衛所之弊：今衛所兵額四十萬，實存者不足二十萬，多為老弱疲敝，且將領克扣糧餉、冒領軍籍成風，遇敵則潰，遇民則擾。邊患之所以頻仍，非無兵也，乃兵冗而不精、餉虛而難繼也。
救弊之策，在“汰冗、練精、足餉”三端：
裁汰各地衛所冗餘之兵，保留邊衛要地精銳，集中糧餉資源，於宣府、大同、薊州三地各練野戰軍三萬，選嶽謙、李默等忠勇將領統之，賜“臨機調遣”之權。
建立“兵餉直撥”製度：由戶部造冊，兵部核驗，直接撥付軍前，設禦史監餉，凡克扣糧餉逾百兩者，斬立決，籍其家以充軍餉。
工部專設“軍器局”，嚴核火器、甲胄質量，不合格者追責工部侍郎周瑞等督造官，務使兵有精械，戰有底氣。
兵精則邊患可禦，餉實則軍心可穩，嘩變之虞自除。
臣聞“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今陝西、河南等省災荒連年，赤地千裡，民食草葉、啃樹皮者十之七八，流民達百萬之眾——流民者，非天生叛逆，乃饑寒所迫也，實為起義軍之“兵源之饋”。若能穩住民生，則亂源自斷。
應急之策有二：
即刻開放國庫及藩王“常平倉”，遣戶部侍郎陳忠赴災區分發賑糧，凡流民聚處，設“粥廠”“棲流所”，暫解饑寒之苦。
強製推廣高產作物：昔元興年間，西洋作物“玉蜀黍”“甘薯”傳入，耐旱耐貧瘠，畝產倍於稻麥。今令災荒諸省，凡官田、荒田，悉種此二物，工部頒種植之法，州縣官督責推行，秋熟之後，以充民食、補軍糧。
民有食則不流，不流則不亂，起義之患自消。
今朝堂之上，武黨護其兵柄，文黨爭其話語權，閹黨殘餘詔獄署、鎮刑司舊吏）仍操羅織之術，黨同伐異，置國難於不顧。昔永熙帝時，因黨爭誤邊事，致瓦剌入寇，此殷鑒不遠。
當嚴申“禁朋黨”之令：
凡官員結黨、互攻彈劾者，無論文武，皆貶謫邊地，重者以“紊亂朝綱”論罪。
罷鎮刑司冗餘密探，詔獄署審訊需刑部、禦史台派員監審，杜“構陷忠良”之弊。
令吏部尚書李嵩核察百官，凡“黨羽標識”如私會暗號、門戶稱謂）者，悉令改之，違者罷官。
黨爭止則人心齊，人心齊則庶政舉，改革方可推行無阻。
臣以上三策，皆非空談，實乃破“係統性死局”之關鍵：財政實則能養兵，兵精則能護民，民安則國本固，國本固則邊患可禦。然改革必觸既得利益，臣願以正一品之身，督責諸司推行，若有阻撓者，臣請持禦史台印，按律嚴懲，雖藩王勳貴不避！
臣曆三朝，受先帝厚恩，今見社稷將傾，五內俱焚。所言若有可采，臣萬死不辭；若有不當，臣甘受斧鉞之誅。
伏惟陛下，念祖宗之基業，憐萬民之疾苦，果斷行之，則大吳中興有望矣！
臣謝淵頓首百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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