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下：“紀念不是為了記住戰爭，而是為了不忘愛過的劇院與人。”
我入住的是一家位於老城區的旅館，房東馬琳娜老太太頭發雪白，卻精神矍鑠。她親手為我煮了紅菜湯，還倒了一杯伏特加，“暖一暖旅人”。
“彆在窗口拍照，”她小聲說，“那邊有軍事哨所，他們不喜歡鏡頭。”
晚飯後，我向她請教認同的問題。
“你們究竟覺得自己是誰？”我問。
她端起茶杯，沉默許久，緩緩抬手指向牆上那張劇院舊照。
“我們不是摩爾多瓦人，不是俄羅斯人，也不是烏克蘭人……我們隻是這些磚瓦的孩子。”
她聲音低到幾乎聽不見：“認同，是你在夜晚做夢時，夢見哪條街、哪張椅子、哪段廣播劇。”
我驚訝於這回答的深度。此刻我明白，認同不是一句口號，而是一種情感植根。它穿越語言與疆界，在某個黃昏或童年的晚餐時光裡突然蘇醒。
最後一晚，我走到市政廣場。
夜色中，廣場中央的時鐘塔緩緩敲響，橘黃色燈光灑在地磚上，有種說不清的溫柔。
一座仍在運作的老電影院點亮燈光，播放的不是新片，而是上世紀的紀錄片：《列寧在十月》。
人們三三兩兩進場，有老夫婦牽手，有青年帶著孩子。一位小女孩手中拿著一朵紙折的紅花，笑著跟著母親走進劇院。
我站在外麵，看燈光從劇院玻璃窗透出，映在我麵前的石磚地上，如同幻影。
我想起一句話：“有些城市，是用情感定義存在的。”
蒂拉斯波爾，正是如此。
它沒有聯合國國號，卻有孩子的歡笑和退伍老兵的淚水；它沒有現代金融係統，卻有紙幣上的祖父母頭像。
它不大聲喊出“存在”，卻用無聲行動反駁“虛無”。
第二天清晨，我背上行囊，走到公交站，準備前往下一站——烏克蘭的文尼察。
站台邊，一位年輕士兵靠著座椅，聽著音樂，輕打節拍。
我問他：“去哪？”
“文尼察。我的家在那。”他說。
我一愣，笑著點頭：“我們同路。”
車子駛出蒂拉斯波爾，路邊的紅旗、老樓與哨所一點點後退。窗外霧氣漸漸散去，陽光鋪在路上，像一道新的開端。
我低頭，在《地球交響曲》的一頁寫下：
“蒂拉斯波爾是一座尚未謝幕的曆史獨白，它的每一秒都在向世界低語：真實存在，不必他人承認。離開它，不是離開某個地方，而是帶走一個曾經相信夢的坐標。”
我合上筆記本，望向遠方——文尼察的光影，正在前方鋪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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