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書店的燈剛亮起，門口的風鈴被推得輕輕一響。
我抬頭，看見一個中年男人站在門口，身上的工裝還沒來得及換，褲腳沾著灰，鞋子邊緣磨得發白。他站了一會兒，像是在確認這裡是不是他要找的地方，才慢慢走進來。
他沒急著說話，先在書架前轉了一圈，手指在書脊上滑過，卻沒有停下來翻開任何一本。最後，他在靠窗的位置坐下，雙手放在膝蓋上，指節粗大，掌心布滿老繭。
“老板，”他開口的時候，聲音有點啞，“這裡……能聊會兒嗎？”
我點點頭，給他倒了一杯溫水。
他捧著杯子，卻沒喝，隻是低頭看著水麵，像是在整理情緒。過了好一會兒，他才說：“我在工地乾活，二十多年了。”
這句話說得很輕，卻像一塊石頭，穩穩落在桌上。
他說自己來自北方的一個小村子，家裡地不多，年輕時不想一輩子守著那幾畝薄田，就跟著老鄉出來打工。最早是搬磚，後來學會了支模、綁鋼筋，哪兒有活就去哪兒。城市一座一座換，工地一處一處轉，行李永遠是那個舊蛇皮袋。
“剛出來那幾年，還覺得有奔頭。”他笑了一下，那笑裡沒有輕鬆，“想著多乾幾年，攢點錢，回家蓋房子，娶媳婦。”
後來他真的結了婚，也有了孩子。可生活並沒有因為多了幾個人而變輕。工錢常常拖欠，有時候一年到頭，真正到手的沒多少。孩子上學要錢，老人看病要錢，他和妻子輪流在工地和工廠之間打轉，日子被拆得零零碎碎。
“最難的時候，”他說，“孩子打電話來，說學校要交資料費，我口袋裡連兩百塊都沒有。”
他說那天晚上，一個人在工地宿舍外坐到天亮。鐵皮房冷，夜風灌進來，他卻一點都不覺得冷，隻是覺得心空。不是餓，是不知道該怎麼麵對家裡的人。
“他們不怪我，”他抬頭看著我，“越不怪，我越難受。”
這些年，他見過太多和自己一樣的人。有人在腳手架上摔下來，再也沒回過老家；有人乾到五十多歲，被嫌棄年紀大，活重沒人要；還有人一輩子在城市流汗，卻連一張屬於自己的床都沒有。
“我們這種人，”他低聲說，“好像永遠在給城市打地基，可城市從來沒打算記住我們。”
我沒有插話，隻是聽著。
他說到最後，語氣忽然慢了下來：“我其實不怕苦。怕的是有一天，我乾不動了，回到村裡，孩子問我，這一輩子都在外麵，你得到了什麼？”
他說完這句話，終於端起水喝了一口。水已經涼了，他卻像沒察覺。
我看著他，心裡很清楚，這不是一個人的問題。這是一代人的困境。他們用身體換時間，用時間換一點點安全感，卻始終站在生活的邊緣。
“你覺得自己失敗嗎？”我問。
他搖頭，又點頭，最後停下來，歎了一口氣：“我不知道。我隻是覺得，這一輩子太快了，快得我還沒想明白，人就老了。”
我沉默了一會兒，說：“你沒有失敗。你撐起了一個家，也走完了一段彆人看不見的路。很多城市的燈亮著，都是你們一塊磚一塊磚壘出來的。”
他怔了一下，眼眶忽然紅了，連忙低下頭，用力搓了搓手。
“沒人這麼跟我說過。”他說。
窗外的天色漸暗，街燈亮起。書店裡很安靜，隻有鐘表走動的聲音。
他走的時候，沒有再多說什麼，隻是站在門口回頭看了一眼，說了一句：“謝謝你聽我說。”
我目送他離開，背影慢慢被夜色吞沒。
那一刻，我忽然更清楚了一件事——
人這一生，真正壓垮人的，往往不是苦，而是那些無人傾聽的沉默。
而人性裡最深的渴望，也許並不是被拯救，隻是被認真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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