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書店外下著小雨。
雨不大，卻很密，落在玻璃上，一點一點往下滑，把街道拉得很長。放學的學生從門口跑過，鞋底踏起水花，很快消失在巷子儘頭。書店裡隻亮著一盞暖黃的燈，書架的影子安靜地靠在牆上。
他是在這個時候進來的。
推門聲很輕，幾乎沒有存在感。我抬頭看了一眼，是個四十歲上下的男人，頭發剪得很短，衣服洗得發白，卻很乾淨。他站在門口，有點局促，像是不知道該不該進來。
我合上手裡的書，說：“進來坐吧，外麵雨大。”
他點點頭，把門輕輕關上，雨聲被隔在外麵，隻剩下屋裡時鐘走動的聲音。
他沒有立刻坐下，而是站在書架前，目光在書脊上一行一行地掃過，卻看得並不專注。我看得出來，他的心不在書上。
過了好一會兒，他才走到靠窗的位置坐下，雙手放在膝蓋上，手指微微用力，指節有點發白。
“你這兒，”他開口，聲音低啞，“是能說話的地方吧？”
我點頭：“能。想說什麼都行。”
他沉默了一會兒，像是在給自己一點勇氣，然後才慢慢說：“我剛從裡麵出來。”
這句話說得很平靜，卻帶著一種沉重。
我沒有追問，隻是給他倒了杯熱水，放在他手邊。他捧起杯子，熱氣升起來，他的眼睛在那層霧氣後麵微微泛紅。
“六年。”他說，“我在裡麵待了六年。”
雨在窗外敲得更密了。
“出來那天，天也是這樣的。”他笑了一下，卻不像笑，“監獄的鐵門一開，我站在外麵，突然不知道該往哪兒走。”
他說，六年前，他因為一時衝動，傷了人。不是故意，卻已經來不及解釋。判決下來那天，他母親在法庭上哭得站不住，父親一夜之間白了頭。
“進去之前，我以為人生也就這樣了。”他說，“可真進去了，才發現時間原來這麼長。”
在裡麵的日子，每一天都像被壓扁了。起床，吃飯，勞動，點名，睡覺。沒有選擇，也沒有退路。
“剛開始那兩年，我每天都在後悔。”他說，“後來後悔得累了，就隻剩下麻木。”
他在監獄裡學會了木工。鋸子拉動的聲音單調，卻讓人心靜。他說，隻有在一塊木頭慢慢成形的時候，他才覺得自己還在活著。
“我想著，等有一天出來，哪怕給人做個凳子，也算是正當過日子。”
可真正出來了，才發現外麵的世界比裡麵更難。
他去找工作，表格填到“是否有犯罪記錄”那一欄，筆就停住了。很多地方甚至不看後麵，直接搖頭。
“他們也沒錯。”他說，“換我，我也怕。”
有一次，他在工地乾了三天活，第四天包工頭把錢結給彆人，卻讓他走人。理由很簡單：有人認出了他。
“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在出租屋裡坐到天亮。”他說，“我突然明白，刑期結束了，可有些東西不會結束。”
他低著頭，聲音變得很輕：“我不是來喊冤的。我做錯了事，我認。可有時候，我隻是想問一句，人是不是永遠隻能被那一次錯誤定義？”
我沒有立刻回答。
窗外的雨漸漸小了，路燈亮起來，光在濕漉漉的地麵上反射，像一條條斷開的河。
“你覺得自己變了嗎？”我問。
他愣了一下，隨後點頭：“變了。以前我脾氣大，看不起人。現在，我連跟人說話都怕。”
他說這話的時候，眼裡沒有怨，隻是疲憊。
“我不奢望彆人原諒我。”他說，“我隻希望，有一天，我能被當成一個普通人。”
這句話說完，他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像是把壓在胸口很久的東西吐了出來。
我看著他，忽然想到一句話：人最難走的路，往往不是懲罰，而是重新被接納。
“你還在找工作嗎？”我問。
他點頭：“在找。慢慢找，總能找得到吧。”
“會的。”我說。
他抬起頭，看了我一眼，眼神裡有一瞬間的亮，像是被這句話托住了。
臨走前，他站在書架前，買了一本很舊的書，是關於木工的。付錢的時候，他把錢一張一張攤平，動作認真得像是在完成一件重要的事。
“謝謝你聽我說這些。”他說，“有些話，我不敢跟彆人說。”
我說：“你已經在往前走了。”
他點點頭，把書裝進袋子，推門走進夜色裡。
雨已經停了，街道濕亮，卻不再壓抑。
我坐回到桌前，心裡久久不能平靜。
人這一生，誰都可能犯錯。真正考驗一個社會的，不是如何懲罰錯誤，而是，是否願意給悔過的人一個重新站起來的機會。
燈光下，書店依舊安靜。
我在心裡想，希望他走出去的時候，路能一點點變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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