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進門的時候，我正在給一位客人倒水。
白大褂已經脫下來了，搭在手臂上，但衣角仍舊筆挺，像是多年職業習慣留下的痕跡。她看起來四十歲出頭，頭發簡單地挽著，眼圈有些發青，像是很久沒睡過一個整覺。
她坐下後，沒有立刻開口，隻是把雙手放在杯子旁邊，手指輕輕摩挲著杯壁，像是在確認溫度。
過了好一會兒，她才說，我是婦產科醫生。
她說這話的時候，沒有自豪，也沒有倦怠，隻是平靜，平靜得像是在陳述一件再普通不過的事情。
她說她在市婦幼醫院工作，第十五個年頭了。接生，手術，門診，夜班，幾乎把人生最好的時間都交給了產房。
她說，外人一聽婦產科醫生，總覺得這是個“迎接新生命”的職業，聽起來明亮、溫暖、充滿希望。
可真正走進去的人才知道，那是一個離生與死都很近的地方。
她說她見過太多哭聲。
有新生兒落地的第一聲啼哭，有產婦因為疼痛發出的嘶喊，也有家屬在走廊裡壓低聲音的抽泣。
她說最初幾年，她每天都在哭。
第一次遇到難產搶救失敗，她站在手術台邊，手還在抖。孩子沒保住，母親也沒保住。家屬在外麵崩潰，她卻要繼續進下一台手術。
她說那天晚上，她在值班室吐了一次又一次。
不是因為血腥，是因為無力。
她說後來慢慢就學會了把情緒收起來。
不是不難過，是沒時間難過。
她說婦產科醫生，最怕的不是忙，是出事。
有些風險，哪怕提前告知，哪怕流程合規，隻要結果不好，醫生就會被推到最前麵。
她說她被罵過，被指著鼻子罵，說她冷血，說她隻顧指標不顧人命。她站在走廊裡，一句反駁的話都說不出來。
她說有一次，她剛下夜班，一個產婦的丈夫在門口攔住她，說如果我老婆出事，我跟你沒完。那一刻，她第一次意識到，自己隨時可能被恨。
她說那天回到家，她抱著馬桶哭了很久。
她也想過轉科，想過去做門診，想過辭職。可每次一走到產房，看見孩子被抱出來，聽見那一聲哭，她又舍不得。
她說那聲音像一根繩子，把她拽回原地。
她說她記得一個年輕的產婦，才二十二歲，剖腹產後大出血。她和同事在手術台前站了六個小時，搶回一條命。產婦醒來後，第一句話是問孩子好不好。
她說那一刻，她覺得自己所有的疲憊都有了意義。
她說可這種意義，外人很難理解。
她的孩子今年上小學。孩子曾問她，媽媽你為什麼總不在家。她不知道怎麼解釋，隻能說媽媽在工作。
她說孩子有一次在作文裡寫，我的媽媽是醫生，她每天救小寶寶，但很少陪我。
她看完那篇作文，在辦公室坐了很久。
她說她不是不想陪，是不能。
婦產科沒有節假日。孩子出生不挑時間，意外不看日曆。隻要電話一響，她就得立刻回醫院。
她說有一年除夕夜，她剛包好餃子，電話來了。她脫下圍裙就走，餃子在鍋裡煮爛了。
她說她丈夫後來也習慣了。
習慣她不在家，習慣電話隨時響，習慣一個人哄孩子睡覺。
她說她最害怕的，是某一天自己再也沒有力氣站在手術台前。
不是身體，是心。
她說現在醫患關係很緊張，她理解病人的恐懼，也理解家屬的焦慮，可她有時候也想被理解。
她說醫生不是機器，也會怕，也會累，也會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懷疑自己。
她低聲說，我見過太多新生命，也見過太多告彆。可沒人問過我們，能不能承受。
我問她，那你現在最想要什麼。
她想了很久，說，想要一個普通的夜晚。
不用隨時待命，不用擔心電話，不用害怕意外。能和家人好好吃一頓飯，能在淩晨安穩地睡著。
她笑了一下，又補了一句，其實我也知道，這可能隻是奢望。
她起身的時候，把白大褂重新疊好，抱在懷裡。那件衣服很乾淨，卻承載著太多彆人看不到的重量。
臨走前，她說，謝謝你聽我說這些。
我看著她離開，忽然意識到，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每天在迎接彆人的開始，卻無暇照顧自己的生活。
她們托住了無數家庭的希望，卻把疲憊和恐懼留給自己。
而真正的勇敢，或許不是不害怕，而是在害怕的時候，依然選擇站在原地，繼續把手伸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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