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深冬的呼蘭縣，寒風吹過縣城老巷的磚瓦房，在結冰的路麵上卷起點點雪粒。
淩晨三點，建國派出所民警朱海裹緊棉大衣，踩著積雪往局長家趕——他手裡攥著一份剛整理好的案卷，得趕在局長上班前彙報。
走到局長家院門外，他剛要抬手敲門，身後突然傳來一聲輕微的金屬響動。
朱海猛地回頭，還沒看清來人模樣，兩道火光已從黑暗裡竄出。“砰！砰！”五四式手槍的槍聲在寂靜的冬夜格外刺耳，子彈穿透他的胸膛，溫熱的血瞬間浸透了棉大衣。
他倒在雪地裡，眼睛瞪著局長家緊閉的大門，手指還保持著攥緊案卷的姿勢。
凶手站在他身旁，看了一眼倒在雪地裡的朱海，轉身消失在巷子深處，隻留下一串深淺不一的腳印，很快被飄落的新雪覆蓋。
這是“呼蘭大俠”係列襲警案中，第一次出現槍支作案。而在此之前，這個小縣城已經被一股莫名的恐懼籠罩了半年。
呼蘭縣，如今是哈爾濱市的一個區，可在1980年代，它還是黑龍江南部一個不起眼的小縣城。
這裡的街道上，磚瓦房和土坯房交錯排列，國營工廠的煙囪冒著黑煙，澡堂子裡總能看到光著膀子、身上紋著龍虎圖案的漢子——當地人都知道，那些是“混社會”的。
那時候的呼蘭，治安亂得像一團纏在一起的麻：黑社會插手各行各業，征地時拿著砍刀把居民往屋外趕，蓋好的樓房滿是質量問題，誰要是敢去鬨，第二天家門口準會出現一把帶血的刀；
官員貪汙成風，連給貧困戶的救濟款都敢裝進自己腰包；更讓人窩火的是，公檢法裡的一些人跟黑社會勾肩搭背，老百姓受了欺負去報案，往往是“立案了沒下文，抓人了又放了”。
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裡，1987年6月6日，第一起血案發生了。
許堡派出所民警張福貴家住在縣城西邊的公檢法家屬樓，那是一棟老式五層樓房，牆皮已經脫落，樓道裡沒有燈，晚上隻能靠住戶自家門口掛的煤油燈照明。
那天夜裡，張福貴和妻子、兩個兒子、一個女兒擠在兩間小屋裡睡覺，窗外的蟬鳴還沒完全停歇。凶手不知是怎麼撬開張家房門的，沒有發出一點動靜。
最先被驚醒的是張福貴的妻子，她剛睜開眼，就看到一個黑影舉著匕首站在床邊。
“啊！”她剛要喊出聲，匕首已經刺進了她的喉嚨。張福貴聽到動靜翻身坐起，還沒來得及去摸枕頭下的手電筒，黑影已經撲了過來。
匕首劃破空氣的聲音很輕，卻精準地刺穿了他的心臟。兩個兒子驚醒時，看到的是父母倒在血泊裡的模樣，年紀大的兒子剛要起身，匕首又刺了過來。
那天夜裡，張家五口人中，張福貴夫婦和兩個兒子當場死亡，隻有年僅八歲的女兒被匕首劃傷了胳膊，昏死在床底才僥幸活了下來。
凶手在張家的牆上沒有留下任何痕跡，隻是在離開時，把張福貴的警帽扔在了門口——像是一種無聲的挑釁。
消息在呼蘭縣傳開時，老百姓先是震驚，接著又有點“解氣”——畢竟張福貴平日裡跟那些“混社會”的走得近，有人說他收過黑社會的好處，有人說他幫著開發商逼走了好幾個老住戶。可沒過多久，這種“解氣”就變成了恐懼。
四個月後的10月12日，巴彥縣萬發派出所所長賀瑞忱下班回家。巴彥縣和呼蘭縣相鄰，賀瑞忱那天穿著警服，騎著一輛二八大杠自行車，沿著國道往家趕。
國道兩旁是收割後的玉米地，隻剩下光禿禿的秸稈立在地裡。
傍晚六點多，天已經擦黑，賀瑞忱騎到一段沒有路燈的路段時，感覺身後總有個人跟著。
他猛踩了幾下腳蹬子，回頭看了一眼，隻見一個穿著黑棉襖的人跟在自行車後麵，手裡好像拿著什麼東西。
賀瑞忱立刻跳下車，伸手去摸腰上的手銬——那時候基層民警很少配槍，手銬是他們唯一的“武器”。
可還沒等他把手銬掏出來，那人已經撲了上來，一把匕首從他身後刺進了頸部。
賀瑞忱倒在地上，看著那人騎上自己的自行車，朝著呼蘭縣的方向騎去，脖子上的血汩汩地流，染紅了身下的土地。
賀瑞忱的死，讓呼蘭和巴彥的民警都慌了。他們開始不敢穿警服上班，有人把警服疊在包裡，到了單位才敢換；有人下班不敢走小路，非得約著同事一起走；晚上睡覺時，會在門後放一把菜刀，窗戶上焊上鐵欄杆。
可即便這樣，血案還是沒停。
10月27日夜裡，呼蘭縣公安局民警馬福林家遭了難。馬福林住在縣城東邊的平房區，家裡有個小院子，院門上掛著一把大鐵鎖。
凶手是翻院牆進去的，他先是在窗戶外聽了一會兒，確定馬福林一家都睡熟了，才用撬棍撬開了房門。
那天夜裡，馬福林和妻子、兒子都死在了床上，凶手用的還是匕首，每一刀都刺在要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