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42年秋，楚國軍隊剛剛攻克絞國今湖北鄖縣西北，西周時期分封的小國，屬“漢陽諸姬”外圍勢力）都城，楚厲王蚡冒公元前757年—公元前741年在位，楚國早期開拓君主）並未下令屠城，反而讓莫敖楚國早期核心官職，掌軍事、外交，此時為最高軍政長官）鬥廉帶著一隊士兵，護送絞國國君絞子先秦時期對小國君主的稱呼，低於“公”“侯”，與“伯”同級）返回宮室。這一幕讓絞國貴族既意外又警惕——他們早聽聞中原諸侯征服小國後，常“遷其公室，毀其宗廟”，而楚人此舉，正是楚國早期“降服政策”的首次明確實踐。
楚國對被征服地區的管理，始終圍繞“存其俗、用其力、融其心”三個核心，這與楚國自身“蠻夷”身份及江漢地區複雜的族群環境密切相關。彼時楚國已征服權國今湖北當陽東南，商代遺留小國，以冶銅技術聞名）、羅國今湖北宜城西南，羋姓小國，與楚同源但長期獨立）等多個部族與小國，若強行推行“楚化”，極易引發連綿反抗。因此，蚡冒確立了“分層管理”的原則：對核心城邑如權國都城），設“縣尹”楚國早期地方官職，由國君直接任命，負責治理被征服的核心城邑，區彆於貴族世襲的封地）；對偏遠部落如江漢流域的濮人部落，分布於今湖北西南部，以遊牧、漁獵為生），則保留其首領“君長”濮人部落對首領的稱呼，楚國承認其原有地位，隻需定期納貢、出兵助戰），僅派“監官”楚國派駐部落的監督官員，負責傳達楚王命令、統計人口與物產，無直接行政權）駐守。
以權國為例，公元前745年楚國征服權國後，並未廢除權國的冶銅工坊權國是江漢地區重要的青銅產地，工坊集中於都城周邊，擁有熟練工匠數百人），反而任命權國原太宰先秦時期小國官職，掌宮廷事務與財政，類似楚國的“司敗”）為“工正”楚國官職，掌手工業管理），繼續主持冶銅生產。同時，楚國將權國的青銅兵器作坊納入楚師楚國軍隊的統稱）供應體係，要求其“歲貢銅劍三百、戈五十”，作為臣服的條件。這種“用其技、利其產”的策略，既保留了權國的核心產業，又為楚國軍力提升提供了支持——此後楚師的青銅劍，不少都刻有“權工”字樣，便是權國工匠的作品。
對於被征服地區的貴族，楚國采取“懷柔與牽製並重”的策略。絞國被滅後，蚡冒邀請絞國的三位卿士先秦時期諸侯國高級官員，地位僅次於國君，掌軍政要務）前往丹陽楚國都城，今湖北秭歸東南），任命其中擅長外交的絞叔為“行人”楚國官職，掌外交禮儀與邦交事務），讓其代表楚國與周邊小國聯絡；另外兩位則被封為“封人”楚國官職，掌邊境封地管理），分彆駐守於楚國與隨國今湖北隨州，“漢陽諸姬”中最強國家）、巴國今重慶一帶，西南古國）的邊境。這種安排，既給予被征服貴族一定的政治地位，又將其分散到楚國各地，避免形成反抗勢力。同時，楚國還推行“通婚聯姻”——蚡冒將自己的次女嫁給羅國國君羅子羅國君主稱呼），通過血緣紐帶鞏固兩國關係，此後羅國多次出兵助楚攻打鄖國今湖北安陸，“漢陽諸姬”之一），成為楚國的重要盟友。
在文化與信仰層麵，楚國始終堅持“不毀其宗廟、不禁其祭祀”。江漢地區的小國與部落多有自己的祖先崇拜與神靈信仰，如濮人崇拜“廩君”濮人傳說中的部落始祖，被尊為“水神”），權人祭祀“火神祝融”與楚人的火神信仰部分重合，但有獨特儀式）。楚國征服這些地區後，不僅允許當地百姓繼續祭祀，甚至會從丹陽派遣巫覡楚國掌管祭祀、占卜的官員，地位崇高，參與國事決策），協助當地完善祭祀儀式——如在濮人聚居區，楚巫與濮人巫祝共同修訂“廩君祭典”，將楚人的“燎祭”以火燒祭品，祈求神靈降福的儀式）融入其中，既保留了濮人的文化傳統，又潛移默化地植入楚文化元素。這種“文化融合而非取代”的策略，讓被征服地區的百姓逐漸對楚產生認同感，減少了反抗情緒。
在賦稅與勞役方麵，楚國實行“因地製宜”的政策。對農業發達的城邑如羅國都城周邊，有成熟的水稻種植技術），按“什一稅”征收收成的十分之一，低於中原諸侯的“什二稅”）收取糧食，同時要求每戶每年服徭役15天主要用於修建水利、道路）；對以漁獵、遊牧為主的部落如濮人），則不收糧食稅，改為“貢物製”——每年向楚國貢獻獸皮、魚乾、丹砂濮人聚居區盛產，今湖北恩施一帶）等特產，徭役也以“隨軍征戰”為主，濮人善射，常被編入楚師的“射兵”楚國軍隊中的弓箭手部隊），作戰時單獨成隊，由濮人首領直接指揮。這種靈活的賦役製度，既減輕了被征服地區的負擔，又保障了楚國的物資與兵源供應。
楚國的降服政策，並非毫無威懾手段。對於公然反抗的勢力，楚國會采取嚴厲鎮壓，但鎮壓後仍會恢複“懷柔”策略。公元前743年，權國部分貴族因不滿楚國的銅稅政策，發動叛亂，殺死楚國派駐的縣尹。蚡冒親自率軍平叛，處死了為首的5名貴族，但並未牽連其他權國百姓，反而降低了權國的銅稅，將“歲貢銅劍三百”改為“二百”。叛亂平定後，蚡冒還親自前往權國宗廟祭祀權國先祖，安撫民心。這種“恩威並施”的方式，讓權國徹底臣服，此後再未發生叛亂。
從權國到絞國，從濮人部落到羅國，楚國的降服政策始終以“穩定”為首要目標，通過保留當地習俗、利用當地資源、吸納當地人才，將被征服地區逐步納入楚國的統治體係。這種管理智慧，既區彆於中原諸侯“滅國遷民”的強硬手段，也不同於百越部落“各自為政”的鬆散狀態，為楚國在江漢地區的擴張奠定了堅實基礎——到蚡冒末年，楚國已控製今湖北中西部大片地區，被征服的小國與部落達十餘個，而這些地區不僅沒有成為楚國的負擔，反而成為楚國後續“問鼎中原”的人力、物力儲備庫。正如莫敖鬥廉在總結降服政策時所言：“治蠻夷者，非以力壓，乃以心融。融則為己用，壓則生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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