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0月8日中午，昆明兒童醫院旁的小巷裡，20歲的陶靜攥著女式提包，指尖把包帶擰出了褶皺。
她穿鵝黃色連衣裙，短發彆在耳後，皮膚白得像瑞麗山澗的溪水——這張漂亮的臉，此刻卻寫滿焦躁，眼睛不住掃著巷口。
十多分鐘後，一個戴白色運動帽的瘦高男人走過來，黑皮包撞在腿側發出悶響。
陶靜往後縮了縮，躲到香樟樹後。男人點煙的動作很隨意，煙霧裹著他的聲音飄過來：“你是陶靜？”
陶靜點頭，把提包遞過去。男人一把扯開拉鏈，手指按在包底那團軟物上捏了捏。“彆在街上弄！”陶靜的聲音發顫，男人卻突然笑了，冰涼的手銬“哢”地鎖在她手腕上：“跟我走一趟，公安。”
陶靜的腿瞬間軟了，癱在地上時，裙擺蹭上了牆根的灰。
昆明市公安局禁毒支隊的審訊室裡，男人已經換上警服——是禁毒大隊的王隊長。旁邊坐著姓馬的女民警，按規定，審問女性嫌疑人必須有女民警在場。
“姓名？”
“陶靜。”
“年齡？”
“20。”
王隊長指尖頓了頓，看著眼前眉眼清秀的女孩：“20歲，乾什麼不好偏乾這個？籍貫？”
“德宏瑞麗。”
“第幾次運毒？”
“第一次。”
“你們都這麼說。”王隊長敲了敲筆錄本，“我知道你是跑腿的，下家已經抓了。現在說，誰給你的貨？叫什麼，藏在哪？”
陶靜垂著頭，指尖摳著連衣裙的紐扣，再也沒出聲。
三個小時過去，審訊室裡隻有牆上掛鐘的滴答聲。馬警官單獨留下，把一份鑒定報告推到陶靜麵前：
“200克高純度海洛因，夠判四次死刑。但你是初犯，隻要供出上家，算立功，能保命——出來時三十出頭，還能結婚生孩子。”
陶靜的肩膀抖了抖，卻還是沒抬頭。馬警官歎了口氣：“那個上家，是不是對你挺好？送你花送你首飾？他要是真疼你，能讓你揣著200克毒品送死？他自己怎麼不去？”
陶靜的手指猛地攥緊，指甲嵌進掌心，血珠滲了出來。
被關進昆明市看守所時，陶靜的腳腕上多了副沉重的腳鐐——這是死刑犯才有的“待遇”。
同監室的女犯圍過來，看著她哭紅的眼：“妹子，犯啥事兒了？這鐐子可是閻王爺的請帖啊。”
陶靜縮在牆角哭，眼淚洇濕了囚服前襟。她的人生，早就在瑞麗的林場裡埋下了悲劇的種子。
小學時，她提前放學回家，撞見爸爸和鄰居阿姨赤身裸體地躺在床上。她的哭喊引來了鄰居，爸爸跪在媽媽麵前求原諒，卻沒改了風流的本性——兩年後，他又和林場小賣部的傣族阿姨攪在一起，主動起訴離婚。
陶靜跟著媽媽過，哥哥跟了爸爸，從此兩家斷了往來。
媽媽在林場工傷致殘，腰傷重到下不了床，靠微薄的病退工資養活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