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審訊室裡的追問：17個名字與“自願”的辯解
審訊室裡沒有窗戶，隻有一盞白熾燈亮得刺眼。萬紅莉坐在冰冷的鐵椅子上，對麵的警察拿出筆錄本，開始提問：“你老實交代，從1982年至今，你家裡一共舉辦過多少次聚會？都有誰參加？”
萬紅莉攥著衣角，小聲說：“沒多少次，就是朋友偶爾來坐坐，有醫院的同事，還有幾個朋友。”“朋友？”警察把筆往桌上一放，“什麼樣的朋友？是不是跟你有不正當關係？”
萬紅莉的臉一下子紅了，她抬起頭：“我們就是普通朋友，沒有不正當關係！”警察拿出從她家搜來的日記，翻開其中一頁：“這上麵寫著‘和阿明看電影，他送我回家’，阿明是誰？你們是什麼關係？”
日記裡記的都是日常小事，卻被逐字逐句地追問。在連續兩天的審訊裡，警察讓萬紅莉列出所有參加過聚會的男性名字，她斷斷續續說了11個，可警察說“不止這些”，還拿出了趙阿姨的舉報信，上麵寫著“經常有不同男人進出，有時深夜不離開”。
最後，在警察的反複追問下，萬紅莉又說了6個名字，一共17人。當警察問她“是否與這些人發生過不正當關係”時，萬紅莉哭了：“有幾個確實處過對象，可都是自願的，沒有強迫誰，這也算犯罪嗎？”
“自願？”警察冷笑一聲，“你以為自願就沒事了？在嚴打期間，你這種玩弄男性、破壞社會風氣的行為，就是情節嚴重的流氓罪！”這句話像一記重錘，砸在萬紅莉心上，她終於明白，自己麵對的不是普通的審問，而是一場能決定生死的“嚴打”。
第六章快速審判：一小時休庭後的死刑判決
1983年10月8日，萬紅莉的案子在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法庭很小，旁聽席上坐的都是公檢法的工作人員，沒有她的家人——她的父母早逝，唯一的哥哥聽說她被抓後，就躲到外地去了，沒人敢來旁聽。
公訴人宣讀起訴書時，聲音洪亮：“被告人萬紅莉，自1982年3月至1983年9月，利用其住所作為據點，多次糾集社會閒散人員舉辦流氓舞會，播放靡靡之音，與17名男性發生不正當性關係，嚴重敗壞社會風氣，其行為已構成流氓罪，情節特彆嚴重，請求法院依法嚴懲！”
萬紅莉的辯護律師是法院指派的，他站起來說：“被告人萬紅莉與他人的關係均係自願，未對他人造成傷害，且其無犯罪前科，工作期間表現良好，請求法院從輕處罰。”可這話剛說完，公訴人就反駁：“自願不等於合法！萬紅莉的行為已經挑戰了社會道德底線，若不嚴懲，恐引發更多類似事件，影響社會穩定！”
庭審隻進行了兩個小時，最後輪到萬紅莉做最後陳述。她站在被告席上，頭發淩亂，眼睛紅腫，卻突然挺直了背：“我承認我喜歡交朋友，喜歡跳舞，但我沒做過傷天害理的事。我隻是想活得自由一點，難道這也錯了嗎？我可能超前於這個時代，但總有一天，人們會理解，一個人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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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聲音不大，卻讓法庭裡安靜了幾秒。隨後，法官宣布休庭，讓合議庭討論判決結果。一小時後，法官返回法庭，手裡拿著判決書。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這幾個字從法官口中說出時，萬紅莉的身體晃了一下，她看著法官，想說什麼，卻最終隻是流下了眼淚。
第七章刑場終章：槍聲與被遺忘的骨灰
1983年10月17日，萬紅莉被押赴刑場的路上，卡車經過市人民醫院。她透過車窗，看到曾經工作過的病房樓，想起第一次給病人打針時的緊張，想起王大媽給她塞的糖，想起劉梅勸她“彆太時髦”的話。如果當初沒有燙那一頭“大波浪”，沒有舉辦那些聚會，她是不是還能穿著護士服，在病房裡忙碌？
刑場在一片荒地上，周圍拉著繩子，圍觀的人群站在繩子外，有人舉著“嚴厲打擊流氓犯罪”的標語。萬紅莉被帶到指定位置，執行法官最後一次問她：“你還有什麼遺言？”她搖了搖頭，目光望向遠處的天空——那天的天很藍，像她剛當護士時，第一次看到的西安的天空。
槍響的瞬間，萬紅莉倒在地上，白襯衫很快被染紅。圍觀人群裡，有人歡呼，有人沉默，還有人悄悄轉過身去。沒人知道，她口袋裡那半張照片，最後被風吹到了哪裡。
萬紅莉死後，法院通知她的哥哥來領骨灰，可她的哥哥始終沒出現。最後，骨灰被送到了殯儀館，和其他無人認領的骨灰放在一起，漸漸被遺忘。隻有偶爾翻閱1983年嚴打檔案的人，會在泛黃的紙頁上看到“萬紅莉”這個名字，看到那句“犯流氓罪，判處死刑”，卻很少有人知道，這個名字背後，曾有一個姑娘，隻是想在那個保守的時代裡，活得自由一點、愛美一點。
尾聲曆史的回響：消失的“流氓罪”與未被忘記的人生
1997年，中國修訂《刑法》，沿用了38年的“流氓罪”被正式廢除，分解成尋釁滋事罪、聚眾淫亂罪等具體罪名。法律條文裡，再也沒有那個可以隨意套用的“口袋罪”，也不會有人因為私人社交、穿著打扮，被判處死刑。
那年夏天，已經退休的劉梅在報紙上看到“流氓罪廢除”的新聞，突然想起了萬紅莉。她翻出當年和萬紅莉的合影，照片上的萬紅莉笑著，手裡拿著一本外國畫報。劉梅歎了口氣，把照片夾回相冊——如果萬紅莉能活到1997年，是不是就能看到，她當年追求的“自由”，終於不再是“犯罪”？
如今，西安鐘樓旁的布告欄早已被廣告牌取代，那條萬紅莉曾經居住的老巷，也拆建成了高樓。隻有偶爾在老西安人的聊天裡，還會提起1983年的嚴打，提起那個因“流氓罪”被處死的女護士。有人說她“咎由自取”，有人說她“生錯了時代”，可無論評價如何，萬紅莉的人生，都成了那個特殊時代的一道印記，提醒著人們：法律與道德的邊界，需要怎樣的審慎與包容；一個人的自由，又該在怎樣的社會環境裡，才能不被輕易碾碎。
秋風再次吹過西安的街頭，仿佛還能聽到1983年那聲槍響，那是一個年輕生命的落幕，也是一個時代法治進程中，一聲沉重的回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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