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4月15日淩晨四點，西安北郊的天空還是一片凝重的墨黑，寒意浸入骨髓。
西安市體育場內，空氣仿佛凍結，隻有沉重的呼吸和鐐銬偶爾碰撞的冰冷聲響劃破死寂。
數百名案犯被武警戰士按預定的隊列站立，他們身著單薄的囚服，破洞處鑽入的冷風讓不少人微微發抖。
惠利名站在人群中，目光越過攢動的人頭，死死鎖定了斜前方一個熟悉的身影——那是他的好友韓濤。
韓濤身上那件白色的中山裝，在昏黃燈光和熹微晨光的交織下，顯得異常刺眼。
惠利名的心猛地一抽，他認得那件衣服，那是幾年前韓濤從他家裡隨手拿走的。往事如潮水般湧上心頭，卻被眼前肅殺的場景擊得粉碎。
就在這時，韓濤似乎有所感應，趁押解武警轉頭的微小間隙，猛地回過頭，視線與惠利名撞個正著。
韓濤的嘴唇艱難地嚅動了幾下，用幾乎無法辨識的口型，清晰地吐出三個字：“對不起。”
惠利名的喉嚨瞬間像是被什麼東西死死扼住，一股酸楚直衝鼻腔。
他想喊，想回應，哪怕隻是一個眼神的交流，但肩膀卻被身後一隻有力的大手死死按住，動彈不得。擴音器裡傳來宣讀判決的聲音，冰冷、刻板，不帶一絲情感，每一個字都像重錘砸在心上：
“馬燕秦、韓濤……犯流氓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話音落下，韓濤被兩名武警粗暴地扭轉身體，推向等待的刑車。
那抹白色在灰暗的人潮和清冷的晨光中劇烈地晃動，像一道即將熄滅的火焰，又像一道永鐫心底的傷痕，最終消失在惠利名的視野裡。
而他自己，則因“積極參加流氓舞會、奸汙女青年4名”的指控，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誰能想到，這場轟動三秦大地、最終導致三人被處決、上百人卷入牢獄之災的“流氓大案”，其起點，不過是兩年前夏天。
在一位普通婦女那間僅有18平米的狹小居室裡，伴著鄧麗君《南屏晚鐘》的靡靡之音，跳了幾支在當時被視為禁忌的“慢二步”舞。
……
時間回溯到1983年9月9日淩晨兩點。西安城南那些錯綜複雜的老巷早已沉睡，隻有偶爾幾聲狗吠點綴著夜的寧靜。
惠利名剛把他那輛在當時還算稀罕物的摩托車停穩在家門口，發動機的餘溫尚未散儘，一陣急促而粗暴的敲門聲就猛地炸響了夜的寂靜。
“咚咚咚！咚咚咚！”聲音裡帶著不容置疑的命令意味。
“誰啊？”惠利名揉著惺忪睡眼，披上外衣，帶著一絲被打擾的不快走向門口。
“查戶口的。”門外的回答生硬、冰冷，像一塊投入井中的石頭。
他心裡掠過一絲疑慮，但還是伸手拉開了門閂。
門剛開一條縫，四個穿著便裝、麵色冷峻的男人就猛地擠了進來，不容分說，其中一人動作嫻熟地掏出冰冷的手銬，“哢嚓”一聲，金屬的脆響在靜夜裡格外刺耳，銬環緊緊鎖住了他的手腕，傳來的力道讓他疼得倒吸一口涼氣。
“你們乾什麼？憑什麼抓我？”惠利名掙紮著質問，試圖挺直身體。
回應他的是一記更粗暴的壓製。他的胳膊被猛地擰到身後，巨大的力量將他整個人狠狠地按在冰冷的牆壁上，臉頰緊貼著粗糙的牆麵，肩胛骨傳來幾乎要碎裂的劇痛。
另外兩人已經開始在屋裡翻箱倒櫃，動作粗魯而迅速。
他心愛的攝影器材、那架陪伴他多年的手風琴、幾本托人從外地帶來的外國電影畫報，還有他辛苦擺攝影攤攢下的一些現金，都被胡亂地塞進幾個巨大的黑色塑料袋裡。
“簽字！”一張薄薄的紙被拍在他麵前的舊木桌上，墨跡似乎還未全乾。
惠利名艱難地側過頭，眯起眼睛看向那張逮捕令。隻看了一眼，他立刻爭辯道：“不對！你們搞錯了！我叫惠利名，利益的利，名字的名！這上麵寫的是‘惠利民’！”
他的辯解換來的卻是膝蓋後方狠狠的一腳。劇痛讓他雙腿一軟，“噗通”一聲跪倒在地。緊接著，一隻穿著皮鞋的腳踩在了他被銬住的手背上，用力碾壓。
“少廢話！讓你簽就簽！”嗬斥聲在頭頂炸開。
鑽心的疼痛和巨大的恐懼讓他幾乎窒息，最終，他隻能用顫抖的、不受控製的手指，歪歪扭扭地在那個錯誤的名字下方，簽下了“惠利名”三個字。這荒謬的一幕，仿佛預示了他即將麵對的整個事件的荒誕基調。
被押出家門時，他瞥見巷口那盞昏黃的路燈下，幾個鄰居正小心翼翼地扒著門縫向外張望，他們的眼神裡充滿了驚恐、好奇，或許還有一絲不易察覺的慶幸，但沒有一個人出聲，更沒有一個人上前詢問。
警車呼嘯著駛離他熟悉的生活，最終停在西安市第一看守所那扇厚重的大鐵門前。
當鐵門在他身後“哐當”一聲重重關上時，他明白，他的人生軌跡已經無可挽回地拐入了一條黑暗的、未知的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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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所的號房裡擁擠得令人窒息。不足二十平米的空間，塞進了三十多個人，連坐下都成了奢侈，隻能人貼人地輪流靠牆站立。
地上鋪著一層薄薄且潮濕的稻草，散發著黴變、汗臭和某種絕望混合在一起的難聞氣味。蒼蠅在低空盤旋，發出煩人的嗡嗡聲。
惠利名被粗暴地推到一個角落，有人低聲告訴他，這裡關押的都是在“嚴打”風暴中被抓進來的，罪名五花八門，從小偷小摸到打架鬥毆，還有像他一樣，對自己究竟身犯何罪感到茫然的。
每天，都會有人拿著記錄本過來，挨個問話，問題千篇一律：“有沒有要坦白的？”但每當有人鼓起勇氣反問自己到底犯了什麼罪時，得到的永遠是那兩個冰冷的字：“等著。”
那些日子，惠利名幾乎夜夜無眠。他反複回想自己這二十多年的人生：
辭去化工廠那份沉悶的工作，憑借手藝在景點擺了個攝影攤，收入頗豐；喜歡音樂，拉得一手不錯的手風琴；
交友不算廣闊，但有幾個談得來的朋友……這一切，怎麼就和“罪犯”兩個字畫上了等號？
直到一個多月後，他被轉移到專門關押重刑犯的西安市五處看守所。在押解途中，他於混亂的人影中，瞥見了一個熟悉的麵孔——韓濤。
兩人目光短暫交彙的刹那，惠利名的心猛地一沉，一個名字如同閃電般劃過腦海：馬燕秦。
他隱約感覺到，自己卷入的這場漩渦，中心可能就是那個熱情爽朗的中年女人。
惠利名與韓濤的相識，源於1982年西安當地一次業餘文藝彙演。韓濤是市政工程公司的工人，天生一副好嗓子，唱歌在圈子裡小有名氣；
惠利名則靠著一架手風琴，能拉出許多動聽的曲子。年輕人因共同的愛好而惺惺相惜，很快成了無話不談的好友。
1983年5月的一個傍晚，韓濤興衝衝地找到惠利名，神秘地壓低聲音說：“利名，帶你去個好玩的地方，馬燕秦馬大姐家，能跳舞，還有鄧麗君的歌聽！”
馬燕秦，時年42歲，與丈夫離異後，獨自帶著兩個女兒生活。她從西安民生餐廳病退在家，靠著微薄的勞保工資度日。
她的家位於古城一條深深的老巷儘頭，是一間僅有18平米的舊式平房，雖然牆壁有些斑駁，地麵是粗糙的水泥地，卻被她收拾得乾淨整潔，窗台上幾盆盛放的月季花，給簡陋的房間增添了幾分生氣。
惠利名還記得第一次跟韓濤去時的情景。他騎著摩托車，載著韓濤，在狹窄曲折的巷弄裡穿行，離那扇綠色的木門還有一段距離，就隱約聽見屋內傳來輕柔婉轉的歌聲，那是鄧麗君的《南屏晚鐘》。
在當時的公開語境下，這類來自港台的流行歌曲被統稱為“靡靡之音”，是受到批判和禁止的。
推開門，馬燕秦正和她的女兒一起收拾著飯桌。她身高約莫一米七一，在女性中算是高挑，身材保持得很好，皮膚白皙，臉上帶著爽朗的笑容，言談舉止間透著一股這個年紀少有的活力。
“來了？快進來坐！”她熱情地招呼著，順手從櫃子裡拿出一盤磁帶，熟練地放進那個半新的錄音機裡，《南屏晚鐘》的旋律再次輕柔地流淌出來。
屋裡已經有三四個男青年，都是韓濤相熟的朋友，大家互相點頭致意，氣氛輕鬆而友好。
“家裡地方小，委屈大夥兒擠一擠了。”馬燕秦笑著，和女兒一起動手，將靠牆的那張木板床支起來一些，勉強在屋子中央騰出一塊約莫幾個平米見方的空地，權當“舞池”。
她小心翼翼地將錄音機的音量調到最低，確保隻在屋內能聽清，還不忘叮囑一句：“聲音小點，彆擾了鄰居。”
那天晚上，他們跳的大多是“慢二步”。在昏暗的燈光下，伴隨著輕柔的音樂，腳步緩緩移動，身體偶爾會有輕微的接觸。
這種舞蹈形式，在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國，仍被許多保守觀念視為傷風敗俗、帶有“流氓”色彩的舉動。
馬燕秦的女兒也很大方地加入進來，她還拿出一張照片給惠利名看，照片上是一個眉清目秀的小夥子。
“這是我對象。”小姑娘臉上帶著一絲羞澀和甜蜜。惠利名當時還笑著誇了幾句“挺精神”。
舞會持續到深夜。韓濤和惠利名覺得天色太晚，便沒有回家。馬燕秦利索地在地上鋪了褥子，有些歉意地說：“條件差，隻能委屈你們打地鋪了。”
惠利名後來回憶那晚的睡位：“馬大姐睡在裡邊床上，她女兒睡在旁邊的另一張小床上，韓濤挨著女兒的地鋪，我睡在最外麵。
其實大家都沒怎麼睡熟，主要是聊天，天南海北地瞎聊，馬大姐話不算多，但一直笑眯眯地聽著我們這些年輕人胡侃。”
第二天早上，惠利名注意到馬燕秦家的米缸快要見底了，心裡有些過意不去，便和韓濤一起到巷子口的菜市場，買了些蘋果、香蕉，還有幾斤大米提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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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個人帶著孩子，日子過得緊巴巴的，我們既然來了，能幫襯一點是一點。”他後來這樣解釋。
幾天後，兩人又去過一次馬燕秦家，但那次隻是在門口站著聊了幾句家常，並沒有進屋。
那時的惠利名，全然無法預料，這兩次在他看來再普通不過的交往，竟會在不久之後，成為將他推向無期徒刑的“積極參加流氓團夥活動”的鐵證。
他更不知道，馬燕秦因其較為開朗、好客的性格，家中時常有年輕人聚集聊天、跳舞的情況，早已被街道居委會的“積極分子”們盯上，每一次聚會的時間、大致人數，都被詳細地記錄在某個小本子上，成為日後指控的“罪證”。
要理解惠利名、韓濤、馬燕秦等人的命運為何會發生如此劇烈的轉折，必須將目光投向1983年那個特殊的夏天。
當時的中國，正處於改革開放的初期，國門初開，各種新思潮、新觀念與舊有體製、傳統觀念發生著激烈的碰撞。
與此同時，社會流動性加劇，社會治安問題開始凸顯，一些地方發生了較為惡劣的刑事案件，引發了民眾的不安和領導層的高度關注。
1983年6月16日，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現呼倫貝爾市）發生了一起震驚全國的特大凶殺案。
以於洪傑為首的8名犯罪分子，在十多個小時內，連續作案，殘忍殺害了27名無辜群眾，並有多名女青年被強奸、輪奸。此案情節之惡劣、後果之嚴重，舉國震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