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壩縣的郎依寺是安多藏區的苯教聖地，寺裡的法事充滿神秘色彩。每年農曆六月，“祭山節”上，喇嘛們會頭戴用彩布和犛牛毛做的“麵具”，麵具上畫著山神的眼睛和獠牙，跳著模仿犛牛奔跑、雄鷹飛翔的“神舞”。他們的舞步沉重而有力，每一步都踩在鼓點上，仿佛在喚醒沉睡的山神。廣場上的信徒們捧著青稞酒，等喇嘛跳完舞，就將酒灑向天空，酒珠在陽光下像碎金一樣落下，據說這樣能讓山神聞到酒香，保佑草原不遭冰雹。
安多人與草原的生靈有著天生的默契。他們從不隨意獵殺飛鳥，說“鳥是天的使者”；也不輕易砍伐活樹，認為“樹裡住著山神的孩子”。冬天雪大時，他們會在帳篷周圍撒鹽巴，吸引饑餓的黃羊來覓食；春天母鹿產崽時，放牧的人會繞著鹿群走，不打擾它們的安寧。有個老牧民說：“草原是我們的母親，我們不能讓她疼。”
如今，安多人的生活裡多了些新東西——摩托車代替了部分馬隊，太陽能板在帳篷頂上閃閃發光，年輕人用手機直播草原的日出。但當夕陽西下，他們依然會在帳篷前點燃牛糞火，老人給孩子講“格薩爾王賽馬奪魁”的故事，火苗在他們臉上跳著，像在重複著千百年的時光。草原上的風還是那麼長，吹過經幡，吹過馬頭琴，吹過安多人的歌聲，把遊牧的詩意，吹向更遠的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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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雅藏族：貢嘎山下的西夏遺音
在川西康定、道孚、雅江一帶的雅礱江流域，木雅藏族的故事像貢嘎雪山的冰川融水，藏著消失王朝的密碼。他們的語言裡有西夏文的影子，服飾上留著黨項羌的針腳，連貢嘎山的藏語名字“木雅貢嘎”，都在悄悄訴說：這裡曾是西夏遺民的第二故鄉。
“木雅”是藏語對“西夏”的稱呼，這個族群的血脈裡，流淌著黨項羌的基因。1038年，黨項羌在今寧夏、甘肅一帶建立西夏王朝，創造了獨特的文字和文化，卻在1227年被蒙古鐵騎踏破。傳說西夏最後一位公主“諾布卓瑪”帶著王室的寶物和部眾向南逃亡，他們翻越祁連山，渡過金沙江，最終在川西高原的雅礱江流域停下腳步——這裡的雪山像西夏故地的賀蘭山，河穀裡的青稞能養活族人，遠離戰火的侵擾。公主把帶來的“綠度母唐卡”藏在貢嘎山的溶洞裡，對部眾說：“雪山會保護我們，就像當年的賀蘭山一樣。”
木雅人的長相裡藏著遷徙的痕跡：他們的眼睛比其他藏族更圓，鼻梁稍低，膚色偏黃，像帶著黃土高原的印記。語言學家發現，木雅語裡“父親”叫“阿爸”，“母親”叫“阿媽”，和西夏文文獻裡的記載幾乎一致；而“太陽”稱為“尼瑪”，又融入了藏語的元素，像兩種文化在舌尖上的擁抱。
木雅人的“擀氈技藝”是西夏文化的活化石。在道孚縣的木雅村寨，女人會把犛牛毛和山羊毛按73的比例混合，用木槌捶打三天三夜，直到纖維粘成一張厚實的氈子。這種技法與西夏壁畫《番漢合時掌中珠》裡描繪的製氈場景完全相同，連捶打的節奏都一樣——先慢後快，最後用歌聲收尾。她們織的“氈帽”是木雅人的標誌：帽簷向上翻卷，繡著紅、黃、藍三色花紋，帽頂立著一個絨球，據說這是西夏貴族帽子的簡化版，絨球代表當年公主帶來的寶珠。
木雅藏寨的建築藏著“防禦”的智慧。和嘉絨的碉樓不同，他們的房屋是“平頂四合院”，院牆高達三米，牆上嵌著“射擊孔”，屋頂的四角各有一個白石堆——這是西夏軍事建築的特色，白石堆象征著“鎮宅的武器”。屋裡的“火塘”永遠不熄，塘邊的三塊石頭代表“火神、山神、祖先”，吃飯時要先往火裡扔一塊肉，感謝它們的庇佑。老人們說，這是當年西夏人躲避戰亂時留下的習慣，火塘不僅能取暖，還能在夜裡發出光亮，讓族人知道“家還在”。
貢嘎山下的“木雅寺”裡，藏著一幅明代唐卡，畫中人物穿著圓領長袍，腰間束著玉帶，完全是西夏貴族的打扮，卻在進行藏傳佛教的儀式。畫師用金粉勾勒的背景裡，能看到貢嘎雪山和雅礱江，仿佛在告訴後人：西夏的信仰，已在這片土地上紮根。每年農曆六月，木雅人會舉行為期三天的“轉山節”，隊伍最前麵的人要捧著一幅“西夏文經卷”的仿製品，雖然沒人能完全看懂上麵的文字，但大家都知道，這是在告訴祖先：“我們還在，活得很好。”
木雅人的婚禮保留著“搶婚”的習俗，卻帶著溫柔的儀式感。新郎要帶著七個壯漢去迎親，新娘的姐妹們會在門口用青稞酒“攔門”，每喝一杯酒，就要考一個關於西夏曆史的問題，比如“公主帶來了什麼寶物？”“我們的祖先來自哪裡？”答不上來就要罰唱木雅歌。新娘的嫁妝裡，必須有一件“琵琶襟”長袍，這種衣襟像琵琶形狀的衣服，是西夏王妃的服飾樣式，母親會在出嫁前夜，把自己的銀鐲子縫在袍子的夾層裡，說：“帶著它，就像帶著家。”
如今在康定的“木雅文化博物館”裡，能看到西夏文的殘片、木雅人的氈帽、仿造的綠度母唐卡。年輕的木雅姑娘“格桑曲珍”是博物館的講解員，她會用木雅語、藏語、漢語三種語言介紹展品，指著一幅西夏地圖說：“我們的祖先走了很遠的路才到這裡，現在，我們要讓更多人知道他們的故事。”博物館外，她的弟弟在用直播設備展示木雅人的擀氈技藝，鏡頭裡，彩色的毛線在老人手中變成氈子，彈幕上有人問：“這是哪裡的手藝？”他笑著回答：“是我們木雅人，從很久很久以前帶來的。”
魚通藏族：大渡河畔的“水陸混血兒”
在川西瀘定、康定的大渡河穀，魚通藏族像大渡河的鵝卵石，被漢藏兩種文化的水流打磨得溫潤而獨特。他們住在吊腳樓裡，吃著藏式酥油茶配四川泡菜，用藏語念經，卻用四川話吵架——這種“水陸混血”的生活，藏著大渡河航運史上的千年故事。
“魚通”意為“大渡河邊的居民”，這個名字直白得像他們的性格。唐代吐蕃占領瀘定後，在此設立“魚通驛站”，負責用船運送糧食和兵器。駐守驛站的吐蕃士兵多來自西藏昌都，他們與沿岸的漢族船工、漁民通婚，漸漸形成了“魚通人”。當地老人說，最早的魚通人“船槳上刻著藏文，船帆上畫著漢文”，連給孩子取名都有意思——男孩叫“紮西”“多吉”，女孩卻叫“春花”“秀蓮”，像兩種語言在搖籃裡的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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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通人的吊腳樓是建築史上的“混血兒”。一半建在河岸的石崖上，用粗壯的木柱支撐，一半懸在水麵，底下能停船，這是巴蜀漢族“乾欄式”民居的智慧；屋頂卻覆蓋著藏式的青石板，石板壓著石塊，能抵禦河穀的狂風；二樓的“經堂”裡供著藏傳佛教的佛像，一樓的“灶房”裡卻貼著漢族的“灶王爺”畫像。最妙的是窗戶：朝河的一麵是方形的“船窗”，方便觀察河水漲落；朝山的一麵是圓形的“月亮窗”，據說能讓山神看到屋裡的動靜。
大渡河上的“羊皮筏子”是魚通人的驕傲。這種用12張羊皮紮成的筏子，是吐蕃的技藝，卻被魚通人改良：他們用巴蜀的楠木做筏架，更輕便耐用；在筏子的邊緣綁上紅布條，既是藏族的祈福，又能讓遠處的船隻看清位置。放筏的魚通人有句口訣：“見紅礁石）不躲，見白浪花）不慌”，說的是多年積累的經驗。他們的“放筏歌”一半是藏語，一半是四川話：“大渡河，彎又彎，藏家的筏子漢家的帆，順風順水到雅安。”
魚通人的飲食是一場漢藏“聯歡會”。清晨的廚房，銅壺裡的酥油茶咕嘟作響，旁邊的陶罐裡泡著四川泡菜，酸香和奶香纏在一起。女主人會用藏式的銅瓢舀酥油茶，卻用四川的豆瓣醬炒臘肉，說：“酥油茶暖身子，辣椒提精神，兩樣都不能少。”他們的“魚通餅”最有特色：用青稞麵和小麥麵混合，包上酥油和花椒葉，在鐵鏊上烙得金黃，咬一口，既有藏地的酥香，又有四川的麻味。
每年端午節的“搶鴨子”是魚通人最熱鬨的節日。這個源自漢族的習俗，被魚通人賦予了藏式的意義：他們會在大渡河上放108隻鴨子對應藏傳佛教的念珠），搶到鴨子的人要把鴨毛插在帽子上，說能“辟邪”。比賽時，藏式的羊皮筏子和漢族的木船一起衝向鴨子，筏子上的人用藏語喊加油，船上的人用四川話回應，笑聲和水聲混在一起，像一首歡快的交響樂。
魚通人的信仰像大渡河的水，兼容並蓄。他們既去藏傳佛教的“魚通寺”轉經，也去漢族的“龍王廟”燒香。寺裡的喇嘛會用藏語念經，卻能看懂漢文的“治水經”；龍王廟的道士會畫漢族的符，卻知道藏語的“六字真言”。每年農曆三月，他們會舉行“祭河神”儀式：在河邊搭起祭壇，左邊擺酥油花，右邊放豬肉，喇嘛和道士一起誦經，男人們撒青稞，女人們扔花瓣，祈求“河水不漲，船隻平安”。
如今的大渡河上，橋梁取代了筏子，吊腳樓改成了觀景客棧，但魚通人的生活裡，依然藏著老規矩。“王大叔”是瀘定最後一個會紮羊皮筏子的人，他的兒子在客棧裡開了“魚通美食直播”，鏡頭裡，王大叔用藏語講解紮筏子的技巧，兒子用四川話翻譯，桌上擺著酥油茶和泡菜。有遊客問：“你們到底是藏族還是漢族？”王大叔笑著指了指大渡河：“河有兩岸，我們在中間，都是一家人。”
暮色中的大渡河穀，吊腳樓的燈光亮了，經堂裡的酥油燈也亮了，兩種光在河麵上交融。魚通人說，這是大渡河的恩賜——讓他們在兩種文化裡，都找到了家的模樣。
川西的藏族支係，就像大渡河、雅礱江、白河在高原上的流淌，同源卻不同流，最終都彙入中華民族的江海。嘉絨的碉樓、康巴的馬蹄、安多的牧歌、木雅的氈帽、魚通的筏子，各自帶著獨特的印記，卻都在訴說著同一個故事：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用包容與堅守，書寫著屬於自己的傳奇。當雪山的陽光灑滿河穀，當草原的風吹過帳篷，當大渡河的水拍打兩岸，你會發現，這些不同的分支，早已像格桑花一樣，在川西藏地的土壤裡，綻放出共同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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