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江的楊柳河總在春天漲起綠潮，兩岸的油菜花漫成金色的海。風過時，花浪推著浪，裹著泥土的腥氣和花蜜的甜香，撲在人的臉上。一百多年前，有個穿長衫的少年常坐在河岸邊的青石上，腳邊放著父親給的舊月琴，聽船工號子混著水車咿呀，手指在膝頭輕輕打著節拍。河水倒映著他清瘦的身影，也倒映著遠處黛色的山影，那時的他還不知道，日後自己會帶著這川音的根，在柏林的冬夜裡寫出《東方民族之音樂》，讓黃河的濤聲與萊茵河的旋律在樂譜上相遇。這個少年，就是王光祈——中國近代音樂學的拓荒者，那個從溫江田埂走向世界樂壇的"樂魂"。
一、田埂上的弦歌
1892年的溫江，還是川西平原上一個被稻田和竹林包裹的小鎮。穿鎮而過的楊柳河像條碧綠的綢帶，把兩岸的村莊串在一起。王光祈家的老宅在鎮子東頭，院裡有棵老枇杷樹，樹齡比鎮上最老的壽星還長，初夏時金黃的果子垂到窗欞邊，風一吹就簌簌地落。
那時的王光祈剛到記事的年紀，總愛趴在窗台上，看父親王仲明在枇杷樹下拉二胡。父親是鎮上的私塾先生，一手柳體寫得蒼勁有力，琴藝卻算不上精湛，拉《梅花三弄》時總在同一個音符上卡頓。可王光祈聽得入迷，看父親的手指在弦上滑動，聽那斷斷續續的旋律繞著枇杷葉轉，心裡便悄悄埋下了音樂的種子。有次父親拉到興頭上，他突然指著琴弦問："爹，這兩根線咋能唱出不一樣的調？"王仲明愣了愣，放下弓子笑："因為它們心裡裝著不同的話。"
那時的溫江，田間地頭從不缺旋律。清明前後，插秧的農人踩著露水下田，"栽秧要栽正交行，夫妻要結好商量"的調子便順著田埂飄；入秋打穀，木枷撞擊稻穗的"砰砰"聲裡，混著"穀子黃，家家忙，打完穀子好納糧"的吆喝；就連貨郎搖著撥浪鼓走過青石板路，那"咚咚鏘、咚咚鏘"的節奏，都能讓王光祈追著跑半條街，直到貨郎消失在巷口的拐角。
他把這些聲音記在心裡，像收集清晨的露珠似的，攢成了自己最早的"樂譜"。有時在私塾裡背《論語》，背著背著就走神，手指在課本上敲出栽秧歌的節奏；夜晚躺在竹床上，聽窗外的蟲鳴，竟能分出哪隻蟋蟀唱的是高音，哪隻唱的是低音。母親李氏看他總對著空氣比劃，怕他魔怔了，便用碎布給他縫了個小布偶，可他卻把布偶的胳膊當成琴弦，照樣在上麵彈撥。
十二歲那年，王光祈得了場大病，高燒不退，鎮上的郎中開了幾副藥都不見好。王仲明急得團團轉，突然想起兒子總念叨想聽鄰村老藝人彈三弦，便連夜提著兩斤臘肉去請。老藝人被感動了，坐在王光祈的床頭彈了段《三國》，弦音時而如戰馬奔騰，時而如情人低語。沒想到第二天，王光祈的燒竟退了，他拉著老藝人的衣角說："爺爺，這弦子能治病呢。"老藝人哈哈大笑："不是弦子能治病，是好聽的聲音能讓人心裡亮堂。"
十五歲那年，王光祈要去成都求學。臨走前一晚，母親在油燈下給他縫藍布書包，針腳密密的，像怕漏下什麼叮囑。父親把那把舊月琴塞進他手裡，琴身被摩挲得發亮，琴箱裡還藏著一張紙條，上麵寫著"心有丘壑，聲達四海"。王光祈背著書包，抱著月琴，跟著趕車的把式走在黎明的田埂上，露水打濕了褲腳，他卻覺得渾身是勁。
成都的學堂在錦江岸邊，紅牆黛瓦映在水裡，像幅流動的畫。在這裡，王光祈第一次聽到了西洋音樂——一位法國傳教士在禮拜堂彈鋼琴，琴鍵敲擊出的聲音像水晶珠子落在玉盤裡，清脆得能穿透人的耳膜。那旋律與他熟悉的二胡、嗩呐截然不同，卻又奇異地呼應著，像楊柳河與錦江的水，雖然模樣不同，卻都帶著水的魂。他在日記裡寫："樂聲無界，如江河彙海。"
課餘時，他總往青羊宮的茶園跑。茶園裡永遠熱鬨，說書人彈著三弦講《說嶽全傳》，川劇班社的旦角在後台吊嗓子，還有個拉胡琴的張老漢，總在角落裡自彈自唱。王光祈蹲在張老漢旁邊聽，手裡的鉛筆在紙上畫著歪歪扭扭的音符，把川劇高腔的婉轉、金錢板的鏗鏘，都變成了紙上跳動的符號。張老漢看他畫得認真，笑他："娃娃，這玩意兒是靠嗓子唱的，不是靠筆寫的。"他卻抬起頭，眼睛亮亮的："張爺爺，我想讓全天下都聽到我們四川的調子。"
有回茶園來了個唱"清音"的姑娘，唱的是《小放風箏》，嗓子甜得像浸了蜜。王光祈聽得入迷，竟忘了上課的時間。等他回過神來，太陽都快落山了，他一路跑回學堂，嘴裡還哼著那調子，被先生罰站在院子裡。可他站在月光下，心裡卻甜滋滋的，覺得那罰站也值了。
二、從筆杆子到五線譜
1914年的北京，新文化運動的浪潮像春風似的吹遍了大街小巷。王光祈成了《京華日報》的編輯，住在城南的一條小胡同裡。胡同裡有棵老槐樹，夏天時濃蔭蔽日，他的房間就在槐樹下，窗戶對著一片青瓦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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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他坐在八仙桌前寫時評，筆尖蘸著墨，也蘸著怒火，抨擊軍閥混戰，呼籲救救國家。"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八個字，被他寫得力透紙背。晚上，等同事都走了，他便從抽屜裡翻出德文版的樂理書，就著昏黃的油燈啃。那些小蝌蚪似的音符像活的一樣，在他眼前跳來跳去，他一邊查字典，一邊把西方音樂理論翻譯成中文，稿紙上寫滿了密密麻麻的批注。
胡同裡的鄰居常聽見他屋裡傳出奇怪的聲音——有時是川劇《秋江》裡的幫腔，"啊——打漁的哥哥你慢些走"，拖著長長的尾音；有時又是叮叮咚咚的鋼琴練習曲，指法生澀卻執著。有個賣豆腐腦的老漢路過，總笑著對人說："王編輯屋裡在開"中西音樂會"呢。"
那時的中國，音樂教育還在蒙昧中。守舊的文人把西洋音樂當"蠻夷之音"，說那是"亡國之樂"；而一些留洋回來的新派人物，又把傳統戲曲貶為"下裡巴人"，說"要學貝多芬，就得丟開胡琴"。王光祈在《京華日報》上寫文章反駁："音樂如語言，無高低之分，隻看是否能動人。四川的《薅秧歌》能讓農人忘了疲憊，德國的《歡樂頌》能讓工人挺直腰杆，它們都是好音樂。"
他開始係統研究中國音樂史，從《詩經》裡的"風、雅、頌"，到唐詩裡的"大珠小珠落玉盤"，試圖找到民族音樂的根。有次在琉璃廠的舊書攤，他淘到一本清代乾隆年間的《律呂正義》，裡麵記載著古代的樂律理論，他如獲至寶，抱著書在攤前就翻了起來，直到攤主催他付錢，才發現自己忘了時間。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王光祈和學生們一起走上街頭，喊著"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口號。混亂中，他的眼鏡被打落在地，鏡片碎了一片，可他依舊扯著嗓子喊。那天晚上，他在燈下寫時評，手指因為激動而顫抖，寫著寫著突然停筆——他意識到，光靠筆杆子喚醒民眾還不夠，音樂或許能成為更有力的武器，"它能鑽進人的心裡，讓麻木的人清醒，讓怯懦的人勇敢"。
1920年深秋，王光祈登上了開往德國的郵輪。站在甲板上，看祖國的海岸線漸漸消失在霧中，他把那把舊月琴緊緊抱在懷裡。海風掀起他的衣角，也掀起他心裡的波瀾，他在日記裡寫："此去西洋，非為享樂，是為尋一條讓中國音樂站起來的路。"
在柏林的日子，清苦卻充實。他在柏林大學旁聽音樂課程，德語不好，就把老師說的每句話都記下來，晚上回閣樓查字典，常常忙到天亮。閣樓在老城區的頂樓，冬天沒有暖氣，凍得人手指發僵，他便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照樣在燈下寫樂譜。餓了就啃乾麵包，渴了就喝自來水，可隻要一拿起小提琴，拉一段《茉莉花》，所有的苦都忘了。
柏林的圖書館是他最常去的地方，那裡有完整的世界音樂圖譜。他第一次知道，中國的五聲音階與古希臘的調式竟有相通之處，四川的"打溜子"節奏與非洲鼓點有著奇妙的共鳴。有次看到一本介紹印度音樂的書，發現裡麵的"拉格"與川劇的"高腔"在情感表達上驚人地相似，他激動得拍了下桌子，引來管理員的白眼。
他像個貪婪的孩子，啃下德文版的《音樂史》，又把《禮記·樂記》翻譯成德文，在東西方音樂的河流裡架起橋梁。有回德國同學問他："你們中國有交響樂嗎？"他挺直腰板說："我們的《十麵埋伏》，比任何交響樂都驚心動魄。"說著就拿起小提琴，把琵琶曲《十麵埋伏》改編成小提琴獨奏，弓法激烈，仿佛真有千軍萬馬在廝殺，聽得德國同學目瞪口呆。
冬天的柏林很冷，閣樓裡的水管都凍裂過。王光祈凍得手發僵時，就唱一段溫江的"薅秧歌"："太陽出來暖洋洋，薅起秧苗心花放。"歌聲撞在牆上，仿佛能穿透時空，回到楊柳河邊的少年時光，回到那個聽父親拉二胡的午後。他在給國內朋友的信裡寫："越在異鄉，越懂川音的好。那不是土調，是刻在骨子裡的山河氣，是祖祖輩輩沒說出口的心裡話。"
三、樂譜上的家國
1927年的柏林，秋意正濃。王光祈的《東方民族之音樂》在當地出版，墨綠色的封麵上，印著他親手設計的圖案——一把琵琶與一把小提琴交疊在一起，背景是長城與萊茵河的剪影。書裡，他把中國音樂分為"黃河流域樂係長江流域樂係珠江流域樂係"，每個樂係都配上了詳實的樂譜，從陝北的信天遊到江南的絲竹，從廣東的粵劇到四川的川劇曲牌，密密麻麻的音符間，藏著他對民族音樂的深情。
他在序言裡寫："音樂是民族的指紋，我要把這指紋印在世界的樂譜上。"這話像顆投入湖麵的石子，在歐洲音樂界激起了漣漪。有德國音樂家寫信給他："讀了你的書，才知道中國音樂不是簡單的"宮商角徵羽"，裡麵藏著那麼深的文化。"還有法國學者專門跑到柏林拜訪他，想了解四川"打溜子"的節奏規律，王光祈用小提琴拉著節奏，嘴裡哼著溫江的號子，連說帶比劃，直到對方弄懂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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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的中國，正處在風雨飄搖中。九一八事變的消息傳到柏林，王光祈把自己關在閣樓裡，三天三夜沒出門。等他出來時，眼睛布滿血絲，手裡多了份樂譜——那是他根據《義勇軍進行曲》的雛形改編的弦樂四重奏，旋律激昂，像衝鋒的號角。他在樂譜的扉頁上寫："願此曲能化作子彈，射向侵略者的心臟。"
他在柏林組織了"中德文化交流社"，社員裡有中國留學生，也有德國的音樂家和學者。每個周末，他們就在租來的小禮堂裡活動，有時他講中國音樂史，有時德國朋友演奏巴赫，有時大家一起改編中國民歌。有次他們把貝多芬的《歡樂頌》改編成適合二胡、琵琶、小提琴合奏的版本，中西樂器交織在一起，竟有種奇異的和諧。
有人問他："你一個研究音樂的，管這些國家大事做什麼？"他指著窗外的萊茵河："你聽，河水都在為自由歌唱。音樂從來都與家國相連，亡國奴是唱不出歡樂的歌的。"說著，他拿起小提琴，拉了段《鬆花江上》，琴聲悲愴，聽得在場的人都紅了眼眶。
1932年，王光祈轉到波恩大學，成為該校曆史上第一個講授中國音樂的教授。他的課堂總是坐滿學生，既有金發碧眼的德國青年，也有漂泊海外的中國學子。他講課不用課本，而是帶著各種樂器，講到《詩經》裡的"鼓瑟吹笙"，就拿出瑟來彈一段；講到唐代的琵琶，就請來會彈琵琶的華人姑娘演示。
有次講川劇高腔，他先放了段錄音，然後問學生："你們聽出這段旋律裡藏著什麼？"學生們七嘴八舌地說"像山穀裡的回聲"、"像風吹過竹林"，他笑著點頭："你們說的都對，但它最像四川人的性格——直爽裡帶著婉轉，硬朗中藏著溫柔。"說著，他用小提琴拉了段高腔的旋律，又用德語解釋其中的韻味，聽得學生們如癡如醉。
他常對學生說："中國的音樂，就像長江黃河，既能溫柔地繞著田埂流，也能奔騰著穿過峽穀。你們要了解它，就得先了解這片土地上的人，了解他們的喜怒哀樂。"有個德國學生聽了他的課，竟跑到中國來，在四川住了十年，專門收集川劇的樂譜，後來成了歐洲有名的漢學家。
晚年的王光祈身體不好，長期的勞累和營養不良讓他患上了肺結核。可他依舊堅持上課、寫作，有時咳得直不起腰，就趴在桌上歇會兒，緩過來繼續寫。他想在有生之年完成《中國音樂史》，把中國音樂的故事完整地講給世界聽。
1936年1月，王光祈在波恩病逝。臨終前，他躺在病床上，手裡攥著一張溫江地圖，地圖上楊柳河的位置被紅筆圈了又圈。他對守在身邊的學生說："把我的骨灰帶回故鄉，撒在楊柳河裡......告訴鄉親們，我把四川的調子，唱給世界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