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紀二，從公元592年壬子年）到公元599年己未年），共八年。
開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壬子年）
春天，二月己巳日，任命蜀王楊秀為內史令兼右領軍大將軍。
國子博士何妥和尚書右仆射邳公蘇威討論事情時，一直合不來。蘇威的兒子蘇夔擔任太子通事舍人，從小就聰明善辯，名氣很大，很多士大夫都依附他。等到討論樂律的時候，蘇夔和何妥各有各的主張。皇上下詔讓百官在讚同的意見上署名，百官因為蘇威的緣故，十有八九都讚同蘇夔。何妥生氣地說：“我講學都四十多年了，難道還能被這個毛頭小子給難住不成！”於是上奏說：“蘇威和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人結成朋黨。在官署裡，大家都稱王弘為世子，李同和為叔，說這兩人就像蘇威的子弟一樣。”還舉報蘇威用不正當手段為堂弟蘇徹、蘇肅騙取官職等幾件事。皇上命令蜀王楊秀、上柱國虞慶則等人一起調查這件事，還真查出了不少問題。皇上大怒。秋天，七月乙巳日，蘇威因此被免去官爵，以開府儀同三司的身份回家；盧愷被開除官籍，因為蘇威而獲罪的知名人士有一百多人。
當初，從北周以來，選拔官員不分出身貴賤。等到盧愷代理吏部事務，和薛道衡等人區分士人的等級，所以才遭到結黨營私的指責，以至於獲罪。沒過多久，皇上說：“蘇威還是有德行的，隻是被人誤導了而已！”於是又允許他出入宮廷。蘇威喜歡製定各種規章製度，每年都要求民間五品以上的人家不能失禮，有人回答說：“轄區內沒有五品的人家。”像這種不切實際的規定，類似的情況有很多。蘇威還製定了餘糧簿，想讓大家有無相濟，但民部侍郎郎茂認為這既繁瑣又不切實際，還不著急辦，就上奏請求廢除這些規定。郎茂是郎基的兒子，曾經擔任衛國縣令。當地有個叫張元預的人，兄弟之間不和睦，縣丞、縣尉請求對他們嚴加懲處，郎茂說：“元預兄弟本來就互相厭惡，再因為這事獲罪，隻會加深他們之間的仇恨，這不符合教化百姓的本意。”於是慢慢用道理開導他們。張元預等人聽了都感動後悔，磕頭請罪，從此變得親密和睦，被人們稱讚為友愛兄弟。
己巳日，皇上到太廟祭祀。
壬申日是這個月的最後一天，出現了日食。
皇上覺得天下使用法律的人大多把法律搞得很混亂，同樣的罪行，判決卻不一樣。八月甲戌日，下令：各州的死罪案件，不能擅自判決，都要移送大理寺複查，事情查清楚後，再上報尚書省奏請裁決。
冬天，十月壬午日，皇上到太廟祭祀。十一月辛亥日，到南郊祭祀。
己未日，新義公韓擒虎去世。
十二月乙酉日，任命內史令楊素為尚書右仆射，和高熲一起專門掌管朝廷政務。楊素這個人直率善辯，對人對事心裡都有高低評判。在朝臣當中，他比較推崇高熲，敬重牛弘，和薛道衡關係也不錯，卻根本不把蘇威放在眼裡，其他朝廷顯貴，大多也被他欺壓。他的才華和風度比高熲強；但說到真誠為國、處事公平恰當，具備宰相的見識和氣度，那就遠遠比不上高熲了。右領軍大將軍賀若弼，自認為功勞和名聲在朝臣中無人能及，常常覺得自己該當宰相。後來楊素當了仆射，賀若弼卻還是個將軍，他心裡很不服氣，在言語和神色上都表現了出來，因此被免官，心裡的怨恨也越來越深。過了一段時間，皇上把賀若弼關進監獄，問他說：“我任命高熲、楊素為宰相，你卻總是到處宣揚說：‘這兩個人隻配吃飯！’你這是什麼意思？”賀若弼說：“高熲是我的老朋友，楊素是我舅舅的兒子。我太了解他們為人了，確實說過這話。”公卿大臣上奏說賀若弼心懷不滿，按罪應當處死。皇上說：“臣下必須遵守法律，你自己想想怎麼求生吧。”賀若弼說：“我憑借陛下的威名，率領八千士兵渡江，抓住了陳叔寶，我就指望這點功勞能活命。”皇上說：“這事已經給了你格外的重賞，現在還提它乾什麼！”賀若弼說：“我已經得到了格外的重賞，現在還希望陛下能格外開恩饒我一命。”之後皇上猶豫了好幾天，念在他有功，特地隻把他開除官籍。一年多以後，又恢複了他的爵位，但皇上心裡還是忌憚他，不再重用他，不過每次設宴賞賜，對他的待遇還是很優厚。
有關部門上奏說：“國庫都裝滿了，沒地方放東西了，隻能堆在走廊和堂屋。”皇上說：“我已經對百姓輕徭薄賦了，又大量賞賜用度，怎麼還會這樣呢？”相關人員回答說：“收入經常比支出多，大概計算每年的賞賜用度，多達幾百萬段，但庫存卻不見減少。”於是又開辟了左藏院來存放財物。皇上下詔說：“寧可讓財富積聚在百姓手中，也不要藏在官府的倉庫裡。河北、河東地區今年的田租減少三分之一，兵役減半，戶調全部免除。”當時天下的戶口每年都在增加，京城附近以及三河地區土地少人口多，百姓衣食不足，皇上就派使者到各地，平均分配天下的土地，那些人多地少的地方，每個成年男子才分到二十畝地，老人和小孩能分到的就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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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核解讀】
這段記載生動勾勒出隋文帝開皇十二年公元592年）的社會圖景，其中折射的政治邏輯、治理智慧與社會矛盾，即便放在今天看，仍有不少值得深思的維度。
政治生態：權力博弈與製度陣痛
何妥與蘇威的衝突，表麵是學術爭議議樂），實則是官場派係的角力。何妥以“朋黨”為由彈劾蘇威集團，最終導致蘇威罷官、盧愷除名，百餘人受牽連，這背後既有官僚集團內部的利益爭奪，更有皇權對“結黨”的高度警惕。隋文帝借題發揮的處理方式，本質是通過打擊重臣派係強化皇權，這種“以鬥爭穩權力”的邏輯，在古代集權體製中屢見不鮮——它能快速清除異己，但也可能誤傷能臣如史料中隋文帝事後稱“蘇威德行者，為人所誤”），反映出權力平衡的脆弱性。
而楊素與高熲的對比更耐人尋味：楊素“才藝風調優於熲”卻“陵轢朝貴”，高熲“推誠體國”更具“宰相識度”。這恰似現代職場中“能力強但格局窄”與“德配位且有擔當”的管理者對比——隋文帝讓二人“專掌朝政”，既用楊素之才，又倚高熲之德，體現了帝王用人“互補平衡”的考量，但也為後來的權力失衡埋下伏筆楊素後來權傾朝野）。
法治進步：從“地方擅決”到“程序規範”
隋文帝規定“諸州死罪不得輒決，悉移大理按覆”，堪稱古代司法的一大進步。這一製度類似現代“死刑複核”，通過將死刑裁決權收歸中央大理寺+皇帝），減少地方濫殺或冤假錯案，本質是用程序正義約束權力任性。在人治色彩濃厚的古代，這種對司法程序的重視，體現了隋文帝對“法治”的樸素認知——即便皇權至高無上，也需要通過製度框定權力邊界，這與現代“程序優先”的法治精神有相通之處。
經濟治理：“藏富於國”與“藏富於民”的平衡
“府藏皆滿，積於廊廡”的盛況，是隋文帝輕徭薄賦、休養生息政策的成果，但也暴露出治理中的新問題：當財富過度集中於政府，反而可能抑製民間活力。隋文帝的應對——“河北、河東今年田租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以及“寧積於人，無藏府庫”的理念，堪稱古代“藏富於民”思想的實踐。這與現代“財政政策應向民生傾斜”的思路不謀而合：經濟發展的終極目的不是充盈國庫，而是讓民眾共享成果。
但“均天下之田”卻“狹鄉每丁才至二十畝”，又揭示了深層矛盾：人口增長“天下戶口歲增”）與土地資源有限的衝突，即便在“均田製”下也難以完全解決。這類似現代“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政府可以通過行政手段調節，但受限於客觀條件地少人多），公平隻能是相對的，這也說明“發展中問題”需要長期動態平衡，而非一蹴而就。
功臣困境：能力與心態的錯位
賀若弼的遭遇是典型的“功臣困境”：以平陳大功自居，因不滿職位“形於言色”，最終獲罪。這折射出古代皇權與功臣的微妙關係——帝王既需要功臣的能力，又忌憚其“功高震主”；而功臣若不能收斂鋒芒，很容易觸碰皇權紅線。賀若弼“複其爵位卻不複任使”的結局，更是帝王“既用且防”策略的體現。這對現代組織管理的啟示是：能力強的個體更需懂得敬畏規則，而管理者對核心成員也需兼顧激勵與約束，避免“能力膨脹”突破製度邊界。
結語
開皇十二年的這些事件，本質是隋初在集權體製下，試圖平衡“穩定與發展”“集權與分權”“公平與效率”的探索。其中，司法規範化、藏富於民的理念、對官員德才的權衡，至今仍有借鑒意義；而派係鬥爭的內耗、資源分配的難題、功臣管理的困境，也提醒我們：任何時代的治理，都是在解決“舊矛盾”中麵對“新問題”，而“實事求是”“平衡兼顧”永遠是破題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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