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伐遼東這事兒上，高熲堅決勸阻皇帝，皇帝沒聽他的。等軍隊出征無功而返，獨孤皇後就跟皇帝說：“高熲一開始就不想去，陛下非要派他去，我就知道他肯定乾不成！”另外，皇帝因為漢王楊諒年紀小，就把軍事大權都交給高熲。高熲覺得自己肩負重任，一心為公，也沒多想。楊諒提的很多意見，高熲都沒采納，楊諒因此特彆記恨他。回來後，楊諒哭著對獨孤皇後說：“孩兒差點被高熲害死。”皇帝聽說了，心裡更加不痛快。
等到高熲出擊突厥，從白道出發，打算深入沙漠，他派人回來請求增兵。皇帝身邊的近臣趁機說高熲想造反。皇帝還沒回應呢，高熲就已經打敗突厥回來了。後來王世積被殺，在調查的時候，提到一些宮裡的事兒，說是從高熲那兒傳出來的，皇帝聽了大吃一驚。有關部門又上奏說：“高熲和左右衛大將軍元旻、元胄，都和王世積有來往，還接受了他送的名馬。”元旻、元胄因此被免官。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弼、刑部尚書薛胄、民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人都為高熲辯解，說他沒罪，皇帝卻更生氣了，把這些人都交給執法官吏處置。從這以後，朝廷大臣沒人敢為高熲說話了。秋天八月癸卯日，高熲被免去上柱國、左仆射的官職，隻保留齊公的爵位，讓他回家。
沒過多久，皇帝到秦王楊俊的府邸，召高熲來陪宴。高熲忍不住唉聲歎氣，悲傷得不能自已，獨孤皇後也對著他哭。皇帝對高熲說：“我沒對不起你，是你自己對不起自己。”接著又對身邊的大臣說：“我對高熲比對兒子還好，雖然有時候看不到他，但總感覺他就在眼前。自從他被免職，我一下子就把他忘了，就好像本來就沒有高熲這個人。做臣子的不能要挾君主，還自認為天下第一。”
不久之後，高熲的封國國令告發高熲的一些隱秘事兒，說高熲的兒子高表仁對高熲說：“司馬仲達司馬懿）當初借口生病不上朝，後來就得了天下。您現在遇到這種情況，說不定也是福氣呢！”皇帝聽了大發雷霆，把高熲囚禁在內史省審訊。司法部門又上奏說，有個叫真覺的和尚曾經對高熲說：“明年國家有大喪事。”尼姑令暉也說：“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災禍，十九年恐怕過不去。”皇帝聽了更加生氣，看著大臣們說：“帝王之位難道是能強求來的嗎？孔子那麼有才華，都得不到天下。高熲竟然和兒子說這種話，把自己比作晉帝，這是什麼居心！”有關部門請求把高熲斬首。皇帝說：“去年殺了虞慶則，今年又殺王世積，如果再殺高熲，天下人會怎麼看我！”於是把高熲開除官籍，貶為平民。
高熲剛當上仆射的時候，他母親就告誡他說：“你富貴已經到頂了，往後就隻剩砍頭這一條路了，你可得小心啊！”高熲從此常常擔心會有災禍降臨。到了被罷官這時候，他倒是一臉坦然，沒什麼怨恨的神色。之前國子祭酒元善對皇帝說：“楊素這個人粗心大意，蘇威膽小懦弱，元胄、元熲就像鴨子一樣沒什麼本事。能夠把國家大事托付給他的，隻有高熲。”皇帝一開始還認同這話。等高熲獲罪，皇帝狠狠責備了元善，元善又擔憂又害怕，最後去世了。
九月，任命太常卿牛弘為吏部尚書。牛弘選拔人才，把品德放在首位，然後才看文才，而且做事特彆謹慎。雖然選拔速度慢，但他推薦任用的人，大多都很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善於識彆人才，反應敏捷，清廉謹慎無人能比，不過他為人豪爽灑脫，看上去有點輕浮，當時的宰相大多因此懷疑他的能力。隻有牛弘深知他的才能，全心全意信任他，委以重任。隋朝選拔人才，在牛弘這兒算是做得最好的，當時的人都很佩服牛弘的見識和度量。
冬天十月甲午日，封突厥突利可汗為意利珍豆啟民可汗，這在漢語裡是“意智健”的意思。突厥有一萬多男女歸附啟民可汗，皇帝命令長孫晟率領五萬人在朔州修築大利城，讓他們居住。這時安義公主已經去世，皇帝又讓長孫晟持符節護送宗室之女義成公主，嫁給啟民可汗。
長孫晟上奏說：“啟民可汗的部落，歸附的人越來越多，雖然在長城以內，但還是會被雍虞閭都藍可汗）的人搶掠，沒辦法安穩生活。請把他們遷到五原，以黃河為屏障，在夏州和勝州之間，東西到黃河，南北四百裡的地方，挖一條橫溝，讓他們住在裡麵，這樣他們就可以隨意放牧了。”皇帝同意了。
皇帝又命令上柱國趙仲卿屯兵兩萬，為啟民可汗防禦達頭可汗，代州總管韓洪等人率領一萬步兵和騎兵鎮守恒安。達頭可汗率領十萬騎兵來侵犯，韓洪的軍隊被打得大敗，趙仲卿從樂寧鎮半路截擊，斬殺和俘虜敵軍一千多人。
皇帝派越公楊素從靈州出兵，行軍總管韓僧壽從慶州出兵，太平公史萬歲從燕州出兵，大將軍武威人姚辯從河州出兵，去攻打都藍可汗。軍隊還沒出邊塞，十二月乙未日，都藍可汗就被部下殺了，達頭可汗自立為步迦可汗，突厥國內大亂。長孫晟對皇帝說：“現在我們的軍隊已經到邊境了，多次作戰都立了功，敵人內部也離心離德，他們的首領被殺，趁這個機會招撫，敵人可能都會投降。請讓啟民可汗的部下分路去招降安撫。”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果然投降的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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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核解讀】
這段史料如同一麵多棱鏡，折射出隋初政治生態的複雜肌理——既有權力博弈的冷酷，也有製度運行的微光，更藏著王朝興衰的密碼。
高熲之死：功臣困局與皇權邏輯的必然悲劇
高熲的命運是這段文字最刺眼的注腳。作為隋朝開國元勳，他曾是隋文帝最倚重的社稷之臣，卻最終落得除名為民的結局。其悲劇的根源，藏在三重矛盾裡：
一是功高震主與皇權獨占性的衝突。高熲任寄隆重，每懷至公，卻忘了帝王對絕對忠誠的偏執——哪怕他毫無私心，自比晉帝的流言哪怕是兒子所言）也足以觸碰隋文帝的底線。帝王需要能臣，但絕不能容忍可能威脅自己的能臣，這是專製皇權的鐵律。
二是後宮、皇子乾政對政治理性的侵蝕。獨孤後因伐遼之爭記恨高熲，漢王諒因軍事主張被拒而構陷，兩人的枕邊風與泣訴，成了壓垮高熲的關鍵稻草。這暴露了古代家天下的致命缺陷：朝堂決策往往被親情、私怨裹挾，而非基於是非曲直。
三是辯護反遭罪的荒誕邏輯。賀若弼等大臣為高熲辯白，反而被隋文帝追責，自是朝臣無敢言者。這本質是專製者對的恐懼——任何為說話的行為，都可能被解讀為，最終導致言路閉塞，隻剩皇帝的獨斷。
高熲母親那句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道儘了古代功臣的生存悖論：權力頂峰的榮耀與危險從來共生，而皇權的，永遠是懸在功臣頭頂的利劍。
隋文帝：明君與暴君的模糊邊界
隋文帝在這段史料中展現出驚人的雙麵性。他曾信任高熲勝於兒子，卻能在猜忌滋生後坦言如本無高熲；他一邊用牛弘、高孝基整頓吏治，展現選賢任能的理性，一邊又因流言輕易摧毀功臣，暴露專製帝王的暴戾。
這種矛盾的核心，是皇權不受約束的本質。當他覺得高熲身要君，自雲第一時，憤怒的不是高熲的過錯，而是臣子敢挑戰帝王權威的姿態；當他說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誅熲，天下其謂我何時，猶豫的也不是法理正義，而是天下觀感的算計。在皇權至上的邏輯裡，不重要，帝王的感受與權威才是核心。
這種特質也體現在他對突厥的政策上：既用長孫晟的謀略分化突厥扶持啟民可汗、築城設防），也用楊素等重兵威懾，展現出胡蘿卜加大棒的務實；但韓洪兵敗、趙仲卿邀擊的細節，又暴露了邊疆治理中武力依賴的風險。
製度微光與曆史鏡鑒
史料中並非全是灰暗。牛弘主持吏部時先德行而後文才，力排眾議信任高孝基，使得隋之選舉得人，於斯為最，這揭示了製度理性的價值——當選拔標準超越私見、回歸公義時，就能迸發治理效能。
而對突厥的策略，更藏著古代邊疆治理的智慧：長孫晟建議徙五原，以河為固，掘塹畜牧，既給歸附部落安身之所，又用地理屏障保障安全；趁都藍可汗被殺、突厥內亂時分道招慰，則體現了軍事威懾+政治招撫的平衡。這種恩威並施、因勢而為的思路，至今仍有借鑒意義。
說到底，這段史料最深刻的啟示，在於展現了的脆弱性：一個王朝的興衰，往往係於帝王的一念之差、權臣的命運起伏；而那些短暫閃光的製度理性如牛弘選官）、治理智慧如對突厥政策），若缺乏製度性保障，終究難以抵擋權力的任性。這或許正是曆史留給現代社會的鏡鑒——好的治理，從來需要超越個人意誌的規則與製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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