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曲線在電腦屏幕上猙獰地扭曲著，像一張被揉皺後又強行展開的心電圖。
蘇晚螢盯著那條代表著呼吸頻率的異常波形，指尖冰涼。
它不是單一的起伏，而是在一個宏觀的、平穩的深睡眠呼吸周期內，疊加了無數道高頻、短促、彼此覆蓋的微小尖峰。
這在生理學上毫無道理，一個人的肺活量和氣道結構，絕無可能在沉睡中，以這種頻率進行氣體交換。
她將昨夜錄下的音頻導入聲譜分析工作站。
按下播放鍵，耳機裡傳來的並非預想中的平穩呼吸，而是一片混沌的、如同老式收音機在午夜搜尋頻段時發出的嘈雜。
是人聲，但又不是。
無數個聲音被壓縮、扭曲、疊加在一起，形成一種令人頭皮發麻的、高速流動的“語言之河”。
語速快到無法分辨，語種在普通話、幾種早已消亡的地方土話、甚至無法識彆的音節之間瘋狂切換。
這不是囈語，這是複調。
一首生理學上不可能實現的、由亡者合唱的複調。
蘇晚螢沒有驚慌，她強迫自己進入沈默生前最常掛在嘴邊的“剝離模式”。
這是沈默處理複雜信息時慣用的方法，將混亂的整體視為一個層層包裹的洋蔥，用邏輯的刀鋒，一層層剝離掉無關的背景噪音和冗餘信息，直至露出最核心的信號源。
她戴上監聽耳機，將音頻切分成數千個毫秒級的片段，逐一進行降噪和聲波數據分層。
這是一個枯燥到近乎自虐的過程，但蘇晚螢的眼神始終專注。
三個小時後，她終於從那片混沌的音景中，成功分離出了三條相對清晰、可以並軌播放的並行敘述線。
第一條線，是一個中年男人的聲音，焦灼而憤怒：“……喇叭裡喊走西門！往西門撤！***王八蛋，西門早就被焊死了！我們十幾個人活活被煙熏死在門口！是故意的！絕對是故意的！”
第二條線，來自一個年輕的女人，聲音裡帶著哭腔和不甘：“……校長跑來敲我們宿舍的門，說演習結束了，都回去睡覺。我們信了！可檔案上根本沒有我們！我們成了失蹤人口！我媽到現在還在找我……”
第三條線，則是一個蒼老而固執的聲音，反複呢喃著同一句話：“名單不對……少了三個名字……名單上少了我們三個……”
蘇晚螢將這三段獨白的關鍵信息一一敲入電腦，建立起一個臨時數據庫。
她快速交叉檢索“工廠火災”、“西門焊死”、“學校”、“檔案篡改”以及“名單缺失”等關鍵詞，並將時間範圍鎖定。
很快，結果浮現。
三起看似毫無關聯的事故，竟然全部指向了同一年——1997年。
一座化肥廠的夜間火災，一所技校的學生宿舍集體煤氣中毒事件，以及一輛長途臥鋪客車的墜崖事故。
官方報告中，這三起事件的遇難人數，都與她聽到的信息存在出入。
而最關鍵的共同點，是這三個事發地點——化肥廠、技校、長途客運站，在1997年時，都無一例外地設有覆蓋全區域的公共廣播站。
這不是隨機的傾訴。
這是一場被壓抑了二十多年的、跨越時空的集體申訴。
一場亡者聽證會。
而她的呼吸道，從氣管到聲帶，竟成了這場聽證會唯一的、也是最擁擠的會場。
她不能再被動地成為一個“廣播站”，她必須成為“主持人”。
蘇晚螢從實驗室的儲物櫃裡取出一支特製的灰藍色蠟燭。
這是用某種鯨類的油脂混合了鎮靜作用的草藥製成，沈默曾用它來穩定某些殘響的“信息場”。
她點燃蠟燭，幽藍的火苗靜靜燃燒，散發出一股混合著海洋與泥土的清冷氣息。
她盤腿坐在燭光籠罩的範圍內，閉上眼，將全部意識沉入自己的喉嚨。
她能感覺到那些躁動的、急於表達的執念在她的氣管裡衝撞、擁擠，像一群堵在狹窄出口的難民。
她主動引導那個念頭：“請按時間順序發言。”
喉嚨深處先是一滯，隨即傳來一陣類似老式電話撥號的“哢噠”震動。
片刻的沉默後，一個中年男聲搶先發聲，正是那條被她分離出的第一條敘述線：“我先說！我是紅星化肥廠的夜班組長王建國！97年10月4號晚上，三號車間起火，廣播喇叭通知所有人從西門緊急疏散，結果西門被倉庫的貨架堵死了，門從外麵焊了一半！我們……”
話音未落，另一個尖利的女聲強行插了進來，帶著歇斯底裡的哭腔：“等等！憑什麼他先說！我們春風技校死的都是學生！我們根本就沒聽到喇叭響！是姓張的副校長親自跑來說是消防演習結束了！騙我們回去睡覺！”
第三個陰沉的聲音怒吼道：“都彆吵了！名單呢？金龍客運的死亡名單為什麼少了我們三個人？司機收了黑錢，超載了！賠償款都被他吞了！”
混亂再次降臨。
蘇晚螢沒有氣餒。
她取出身旁那柄冰涼的紫檀木尺，用尺身的一端，不輕不重地在自己的喉結上按了一下。
尺身上鑲嵌的微小銀粒微光一閃。
那股源自沈默“契約”的力量被精準地激活，一股微弱但極具穿透力的震動順著喉管向下傳遞。
瞬間，那兩個搶話的聲音像是被掐斷了信號，戛然而止。
隻有王建國的聲音得以繼續，雖然依舊急促，但不再有乾擾。
她找到了“議事槌”。
當王建國說完後，她用指節輕輕敲擊自己的甲狀軟骨，發出兩下清脆的“叩、叩”聲，模擬法庭上提醒發言結束的木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