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天，“語義鏽蝕”計劃的效果在城市的肌理深處顯現。
這不是一場喧囂的勝利，而是一種微妙的、遍布全城的靜默。
街頭不再有狂熱的集會，市民廣場的焦黑印記上，孩子們追逐著鴿子，仿佛那場信仰的烈火從未燃燒過。
然而，變化發生在更細微的層麵，在每一次交談、每一個念頭裡。
林工開著那輛熟悉的市政工程車，停在了一個老舊小區的門口。
他沒穿工作服，隻是一身便裝，像個飯後散步的普通居民。
他走進社區活動室，裡麵三三兩兩坐著幾個老人和家庭主婦，正對著一個手機屏幕低聲討論著。
“這句，‘苦難是唯一的淨化’，聽著太絕對了。”一個戴著老花鏡的阿姨指著屏幕上的家庭群聊記錄，“感覺有點‘那個’。”
“嗯，像醫生的話，但又不像。”旁邊一個年輕些的女人皺著眉，“太像結論了，沒有過程。標記一下，‘疑似寄生’。”
她們口中的“那個”，已經成了某種心照不宣的代號。
林工靠在門邊，看到她們在一個共享文檔裡，熟練地將那句話複製進去，並在後麵打上了一個紅色的問號。
這些自發組建的“話審小組”遍布城市的各個角落，他們不刪除，不辯駁，隻標記。
這種警惕性，源於一種被植入骨髓的後遺症——對煽動性語言的生理性排斥。
街角的公園裡，一群小學生正在玩一種新遊戲，叫“真假醫生”。
一個男孩煞有介事地背著手：“我告訴你，小區門口那口井的水，能治百病！”另一個女孩立刻跳出來反駁：“報告編號呢？雙盲實驗數據呢？鉛含量檢測報告給我看一眼！”男孩答不上來，被眾人嬉笑著“淘汰”出局。
林工看著這一幕，心中五味雜陳。
沈默用最鋒利的理性剖開了這個世界的膿瘡，又用最極端的方式，逼迫整座城市對“語言”這把手術刀本身，產生了免疫反應。
人們不再輕易相信任何斬釘截截的“神啟”，無論是來自夢境，還是來自某個被奉為圭臬的“法醫”。
是時候去見他了。
舊解剖樓的地下冷庫，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寂靜。
所有的儀器都已斷電，屏幕一片漆黑。
沈默正站在焚化爐前，將最後一批封存的土壤樣本和水樣投入烈焰。
火光映在他的護目鏡上，像兩簇冷靜燃燒的鬼火。
空氣中彌漫著一股奇異的、混合了福爾馬林與焦糊味的氣息。
他已經銷毀了所有物證，所有可能被再次利用、解讀、神化的“聖物”。
當林工推門進來時，他正從火焰的餘燼中，用鑷子夾起一枚指甲蓋大小的金屬片，那似乎是某種耐高溫的存儲介質。
“都結束了？”林工問。
“不，是開始了。”沈默關上焚化爐的門，將那枚滾燙的金屬片放入冷卻液中，發出“滋”的一聲輕響。
他拿起一塊絨布，仔細擦拭乾淨，那是一張經過特殊處理的微型膠片。
他從桌上拿起一個老舊的聽診器，擰開冰冷的金屬胸件，將膠片小心翼翼地嵌入其中，再重新旋緊。
胸件的內部結構恰好能完美地容納它。
膠片上記錄的，是那口水井底部，冷卻池土壤的電子顯微圖像，以及那條宛如絕命書的鉛含量驟升曲線圖。
這是整個事件最原始、最冰冷的“屍檢報告”。
“拿著。”沈默將聽診器遞給林工。
林工接過，那金屬的冰涼和分量讓他手心一沉。
“如果有一天，”沈默的聲音在空曠的冷庫裡顯得格外清晰，“這座城市，或者彆的城市，又有人開始說‘我們都夢見了同樣的事’，又有人開始尋找救世主……你就把這個，交給第一個站出來說‘能看看數據嗎’的人。”
“你不留個名字嗎？”林工摩挲著聽診器，“他們總得知道該信誰。”
沈默搖了搖頭，他摘下護目鏡，露出一雙不帶任何情緒的眼睛。
“名字是標簽，標簽會被貼上新的謊言。真相不需要署名。”他頓了頓，補充道，“我隻需要是個‘曾經說過話的人’，就夠了。”
當晚，王主任獨自一人回到了那個早已廢棄的地下泵站。
這裡是他最初散播“井神”謠言的地方。
牆壁上，那些曾經被他視為希望的塗鴉早已斑駁。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根白色粉筆，在粗糙的水泥牆上，一筆一畫地寫了起來。
那是一封長長的、沒有收件人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