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金屬摩擦般的低語尖銳而拖遝，像是生鏽的齒輪在黑暗中被迫轉動。
林工沒有回頭，甚至沒有一絲一毫的驚動。
他隻是靜立在原地，像一尊融入夜色的雕像，用耳朵而非眼睛，解析著這不應存在的聲音。
那聲音持續了十幾秒，最終歸於沉寂，仿佛剛才的一切隻是荒野的風吹過廢鐵的幻聽。
他沒有當晚就返回，更沒有魯莽地闖入。
對抗未知的首要原則，是確認對方的響應模式。
衝動是邏輯的天敵。
此後的兩天，林工依舊像往常一樣上班、下班，隻是在清晨騎車巡檢的路上，會刻意繞行，從遠處那條荒僻的公路，用望遠鏡觀察泵站的入口。
第一天，毫無變化。
第二天，依舊。
直到第三天清晨，熹微的晨光勾勒出鐵皮工具箱的輪廓，箱體側麵，多了一道清晰、深刻的新鮮刮痕。
那不是鏽蝕或風化的痕跡，而是用某種尖銳硬物用力劃出。
刮痕並非雜亂無章，它呈現為一個簡潔的箭頭，箭頭所指的方向，是泵站牆角下不起眼的混凝土地麵排水溝。
這是一個回應。一個清晰的邀請。
他不動聲色地收起望遠鏡，完成了當天上午的巡檢工作。
入夜，他沒有穿那身顯眼的工服，而是換了一套最普通的深色便裝，帶著他的工具包，悄無聲息地再度潛回了泵站。
這一次，他沒有從正門進入，而是繞到泵站後方，那裡有一扇破損的通風窗。
泵站內部的空氣混濁而冰冷，帶著濃重的鐵鏽和死水的氣味。
林工沒有打開手電，他在絕對的黑暗中，憑借記憶和對空間結構的預判，精準地摸到了那個排水溝旁。
他蹲下身，從工具包裡取出的不是扳手或螺絲刀，而是一副醫用聽診器。
冰冷的金屬探頭被他穩穩地按在排水溝的水泥溝沿上，他屏住呼吸，將一切雜念排除在外。
世界靜得隻剩下自己心臟的搏動。
三分鐘後，一個極其微弱、幾乎要被背景噪音淹沒的聲音，通過聽診器傳遞到了他的耳膜。
叩…叩…叩……叩。
三短，一長。
一個清晰的節拍。
緊接著是長久的靜默，林工手腕上的表盤熒光精確地走動著。
六十五秒，六十六秒——聲音再次響起。
和他在智慧燈杆隱藏信道裡發現的那個“心跳”頻率完全一致。
這不是當年他和趙師傅約定的暗號，但它繼承了同樣的頻率。
它在用他的規則，對他說話。
林工緩緩收起聽診器。
他知道，直接的回應就是落入陷阱。
他必須汙染這個信道，讓這個清晰的“提問”變成一個模糊不清、毫無價值的“噪音”。
他從口袋裡取出一截早已乾硬的紅色蠟筆，沿著排水溝的內沿，用力塗抹了一圈不規則的紅色痕跡。
然後，他拿出一張粗糙的砂紙，對著那圈紅色蠟痕反複打磨。
蠟粉與水泥粉塵混合在一起，原本鮮明的紅色變得黯淡、斑駁，邊緣模糊，看上去就像是常年被某種紅色汙水衝刷後留下的陳年汙漬。
做完這一切，他原路退出了泵站。
他知道，當一個信號被賦予了看似合理的、平庸的物理成因，它就不再是信號了，隻是一道可以被輕易忽略的風景。
與此同時，遠在市中心的王主任，收到了一個沒有任何寄件人信息的牛皮紙信封。
他拆開信封，裡麵隻有一張A4紙，是一張舊照片的黑白複印件。
照片的場景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市建委大樓門前的一次集體合影。
上百號人，笑容質樸，意氣風發。
王主任一眼就認出，那是單位某次元旦的表彰合影。
在照片後排不起眼的人群中，一個戴著眼鏡、身形清瘦的技術員背影顯得有些熟悉。
照片的右下角，有人用紅色的圓珠筆潦草地圈出了那個背影，旁邊寫著三個字：“他沒簽過字。”
王主任的心猛地一沉。
那個背影，是年輕時的趙師傅。
那個酒後吐真言、又被他自己強行遺忘掉“第七十七”的老趙。
他關上書房的門，從櫃子頂層搬下一個沉重的木箱，裡麵全是他幾十年來積攢的工作檔案和紀念冊。
他費力地翻找著，終於，在一本銅版紙印刷的《市建委一九八六年年度年鑒》裡，找到了這張合影的原件。
但他翻到那一頁時，卻發現，那一整頁彩印的合影，已經被什麼人沿著裝訂線，用利刃整整齊齊地撕掉了，隻留下了一排細密的裝訂孔和參差的紙邊。
是誰乾的？
什麼時候？
他完全沒有印象。
記憶像被蛀空的老屋，看似完好，實則千瘡百孔。
王主任凝視著那撕口許久，沒有憤怒，也沒有驚慌。
他拿起那張複印件，走到孫子的書桌前，拿起一把被用於做手工的、造型可愛的安全拚圖剪刀。
他沒有試圖複原，而是沿著照片上的人像、建築，將這張A4紙剪成了十幾塊形狀極不規則的碎片。
然後，他將這些碎片，隨手混進了孫子裝手工材料的鞋盒裡。
裡麵有彩色的卡紙、用完的卷紙筒、閃亮的塑料珠子和各種瓶蓋。
第二天，孫子興高采烈地把鞋盒帶去了幼兒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