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光從窗簾縫裡擠進來，斜在鞋櫃上那隻倒了的工裝鞋上。我坐起身，沒開燈，也沒看手機。抽屜沒打開，那張淘汰通知已經撕了，扔進垃圾桶的時候連折痕都沒留。我換上工裝褲，袖口的線頭還在，我用指甲掐斷它，動作很穩。
快遞車停在樓下，鑰匙在兜裡。我沒接單，直接騎了上去。
風吹在臉上有點涼，但不刺。我沿著昨天繞開的那條路往回走，經過誠藝大廈的拐角時，沒減速。車停在側門入口，我站在那兒，等電梯下來。
前台還是那個穿灰西裝的女員工，抬頭看了我一眼，沒說話。我知道關毅在。他的車停在固定車位，車牌尾號是三。我靠在牆邊，手插進褲兜，指尖碰到一張紙——是昨天他塞給我的名片，我沒扔，也沒放進胸口。它一直在這兒，乾乾淨淨，沒被焐熱過。
電梯門開，他走出來，西裝沒換，領帶鬆了一點。他看見我，腳步停了。
“你來了。”他說。
我點頭，往前一步，聲音不高，但夠清楚：“關先生，我想好了。我不適合進娛樂圈，謝謝您的邀請，但我不能簽約。”
他沒動，也沒皺眉。就看著我，眼神很靜。
“你昨晚沒睡？”他問。
我喉嚨一緊，沒答。他怎麼會知道？可他確是知道。我眼底下有沉的黑，臉也瘦了一圈，這些我自己在洗手間鏡子前都看得見。但他不是在猜，是確認。
“我……還沒準備好。”我說。
這句話輕，但我說得很重。它不是借口，是我唯一能說出口的實話。我不是怕舞台，也不是怕評委。我是怕站上去之後，發現那聲音真的隻是後台哼歌，是橋洞下的回音，是某個人一時動容的錯覺。我是怕，我撐不起他眼裡的那種“不該埋沒”。
關毅沒說話。他盯著我看了幾秒，然後伸手，從西裝內袋掏出一張新名片。燙金邊，印著他的名字和電話，和昨天那張一模一樣。
他沒遞給我，是放在我手裡。
“我不逼你。”他說，“但如果你哪天準備好了，這張名片有效。”
我沒推回去。也沒像上次那樣塞進衣領。我就捏著它，紙邊有點硬，硌著掌心。
他沒再說“我等你”。可他知道我會聽懂。那不是施舍，也不是挽留，是一種留門的方式——門沒關，鑰匙在我手裡。
“謝謝。”我說完，轉身往門口走。
陽光照進來，大廳的地板反著光。我走得不快，但沒停。走出旋轉門時，風迎麵吹過來，我把名片折了一下，塞進工裝褲最外側的小口袋。離心臟最遠的位置。那裡平時放筆，放零錢，從不放什麼重要的東西。
快遞車還在原地。我跨上去，插鑰匙，發動。引擎響了，我沒立刻走。後視鏡裡，誠藝大廈的玻璃幕牆映著天光，像一塊立著的冰。我盯著它看了三秒，然後擰動把手，駛入車流。
手機在兜裡震了一下。派單係統推了新任務：城西，兩件加急件，三十分鐘內送達。
我按掉提示，繼續往前騎。
陽光越來越亮，街道開始吵。車流、喇叭、路邊早餐攤的叫賣聲混在一起。我穿過兩個紅燈，拐進一條窄路。風從耳邊刮過去，我突然想起昨晚在窗前哼的那句歌。副歌第二句，轉音那裡，我咬得特彆準。不是運氣，是肌肉記得。
可我現在不想聽它。
我摸了摸褲兜，名片還在。我沒再拿出來看。
送第一件快遞到寫字樓大廳時，前台問我是不是快遞員薑美麗。我說是。她遞出簽收單，又說：“剛才有個男的打電話來，說你送完這單，讓他回個電話。”
我沒問是誰。
簽完字，我走到樓梯間，掏出手機。未接來電一欄，有個陌生號碼，打過兩次。我沒回撥。
下樓時我在想，如果我現在打回去，他會說什麼？會不會說“你再考慮考慮”？會不會說“你昨天的眼神，不是不想去，是不敢”？
我不敢想他會說中。
騎到第二個客戶樓下，我停了車。地址是居民區六樓，沒電梯。我拎著包裹上樓，腳步很穩。開門的是個中年女人，簽完字順手塞給我一瓶水。我道謝，轉身往下走。
樓梯拐角，手機又震了。
還是那個號碼。
我站在三級台階上，停下。水瓶捏在手裡，塑料殼發出輕微的響聲。我盯著屏幕，直到它黑下去。
然後我把它翻過來，麵朝下。
走到樓下，我重新跨上車。陽光照在車把上，有點燙手。我發動車子，往下一個派單點騎去。
半路經過一家音像店，門口喇叭正放一首老歌。女聲高音上來時，我聽見自己喉嚨裡動了一下，像是要跟著出聲。我咬住下唇，把那股氣壓了回去。
車速沒減。
我繼續往前騎。
風吹過來，工裝褲口袋裡的名片貼著大腿，有一點存在感，但不重。我左手握著車把，右手偶爾碰一下口袋，確認它還在。
不是為了回頭。
是為了知道，我拒絕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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