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還握在手裡，屏幕上的字沒消失。我站在便利店門口，風從背後吹過來，瓶蓋擰緊的聲音很輕。我把水放進包裡，抬頭看了眼路牌，南城文化宮的方向。
我沒回家，也沒回公司。第二天下午，我去了市音樂協會辦的交流活動。地方不大，來的多是年輕歌手和製作助理，三五成群地聊新歌、話題、流量數據。我靠牆站著，聽他們說話，插不進嘴。
我想找人問問二十年前的事。尤其是那個夏天，在南城文化宮登台的女歌手。可沒人感興趣。我試著提起“穿旗袍的女人”，旁邊一個男歌手笑了一聲：“現在誰還看那種老演出？連視頻都找不到。”
我又問有沒有人去過文化宮後台，是不是有個叫林紅梅的演員在那裡唱過原創曲。空氣一下子安靜了。有人低頭喝飲料，有人轉身走開。沒人回答。
茶歇區在角落，擺了幾張小桌。我走過去倒了杯茶，看見窗邊坐著個男人，穿著洗得發白的夾克，手裡夾著煙。他沒跟任何人說話，腳邊放著一個舊工具包，上麵貼著褪色的標簽——“音響組”。
他胸前彆著一枚徽章，邊緣磨損嚴重，圖案是個老式麥克風。我看了一眼，心裡動了一下。
我端著杯子走過去，在他對麵坐下。“這兒有人嗎？”
他抬眼看我，搖搖頭，把煙按滅在旁邊的金屬盤裡。
“謝謝。”我說，“您看起來不像來湊熱鬨的。”
他笑了笑，“我也覺得你不像。”
我沒想到他會接話。我放下杯子，“我是真想打聽點事。不是為了寫報道，也不是要出風頭。就是……想知道一個人。”
他沒急著問是誰，隻是看著我。
“她二十年前在南城文化宮唱過歌。”我說，“穿旗袍，唱的是自己寫的歌。名字可能叫林紅梅，也可能不是。您那時候在不在那兒工作？”
他臉上的表情沒變，但手指輕輕敲了下桌麵，節奏像是某種提示音。
“那會兒我在後台管設備。”他說，“文化宮每年夏天都有幾場重要演出。但你說的這個人……我不記得有叫這個名字的。”
我點頭，“很多人這麼說。”
“可你還是來了。”他語氣平靜。
“因為有人告訴我，她最後一次登台是在那裡。”我說，“我還有一張照片。”
我沒掏出照片，隻是放在包裡摸了摸。他盯著我的動作，忽然說：“你不是第一個問她的人。”
我心裡一緊，“還有誰問過？”
“幾年前有個記者，查了一陣子就停了。”他說，“後來聽說資料丟了，他自己也調去外地。”
我咬了下嘴唇，“那您還記得她嗎？哪怕一點點細節？”
他站起來，“有些事，過去了就讓它過去吧。”
我看著他收拾包，準備離開。不能就這樣結束。我閉上眼，想起林老說過那段旋律，那是汪璿唯一留下的作品，副歌部分簡單卻抓耳。
我輕輕哼了出來。
聲音不大，但在安靜的角落足夠清晰。
他猛地停下動作，回頭盯著我。
“你怎麼知道這首歌？”他的聲音變了。
“有人教我的。”我說，“是一位前輩。他說這歌當年挺有名的，可惜沒錄下來。”
他站了很久，沒說話。然後走回來，重新坐下。
“這歌……不該有人會唱。”他說，“連譜子都沒公開過。”
“可它存在過。”我說，“就像她存在過。”
他看著我，眼神複雜。“你到底是誰？”
“我隻是想找她。”我說，“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親人，也不知道她為什麼消失。但我看到她的照片，像在照鏡子。”
他沉默了一會兒，低聲說：“那天晚上，她唱完這首歌就沒再出來。後台亂了一陣，有人說她病了，有人說她走了。第二天，文化宮貼出告示，說演出取消，以後也不再安排她的節目。”
“為什麼？”
“不知道。”他搖頭，“但我知道一件事——她姓汪。大家都叫她‘汪家那位’。”
我的心跳加快了。汪。
“她家裡有問題？”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