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三才之所以敢如此公然對抗皇帝的決策，甚至試圖左右皇權，根本原因在於他的勢力過於強大，強大到連皇帝也忌憚三分。
除了江南世家與士林的鼎力支持，更關鍵的是他手中握有的權力實在驚人。
他身為漕運總督，不隻是負責一條橫貫南北三千多裡的運河，還統轄鳳陽府、揚州府、淮安府、廬州府，以及徐州、和州、滁州等地的行政事務。
權力橫跨數省，凡是運河流經之地，幾乎都由漕運總督一手掌控。
更為重要的是，漕運總督擁有兵權，這才是其最令朝廷忌憚的地方。
在景泰二年之前，大明並無漕運總督一職，因為當時漕運的重要性尚不如今。
此前僅設漕運總兵官與漕運參將，此二職由朱棣於永樂十八年遷都北京後設立。
總兵官與參將的官署設在淮安這一戰略要地，負責統籌全局。
這兩個職位的任命與南京守備相同，隻能由勳臣貴族擔任，連普通武將都無法染指。
其目的就是為了牢牢掌控漕運命脈。事實證明，朱棣的安排極具遠見。
直至景泰年間，運河始終暢通無阻，從未出現如今這般頻繁的堵塞、維修、向朝廷要銀子的局麵。
自土木堡慘敗後，世事陡然生變。蒙古騎兵在沉寂數十年後，又一次越過了長城防線，侵入中原腹地。
這群劫匪騎馬四出，燒殺搶掠，使得北方數省的農耕體係幾近崩潰。百姓飽受戰火摧殘，生活困苦不堪。
彼時京城剛剛經曆一場浩大戰事。各地調來的守軍，以及流離失所的難民，皆需大量糧食維生。
而當時的京城與整個北方地區，交通阻隔，物資匱乏，根本無力提供足夠的糧草支撐這場防禦戰。
於是原本不起眼的漕運，突然變得至關重要。此時的北方，如同今日，所有物資皆依賴南方供給。
勳貴階層平時執行常規事務尚無問題，但一旦進入戰時狀態，他們在應對複雜局麵時的局限便暴露無遺。
北京保衛戰前後，因需大量運輸糧草、士兵及軍需，運河上的船隻數量激增，遠超平常十倍，漕運係統幾乎崩潰。
驟然加劇的漕運壓力令勳貴武臣措手不及。因為涉及多省事務，還需多方協調，這本非武官所長。
於是景泰皇帝朱祁鈺派出大量文臣進入總兵官和參將府中協助處理事務，其中不乏侍郎、都禦史等高官。
北京保衛戰勝利後，於謙的聲望和權力達到頂峰，也代表了文臣集團的高峰。
這些早就不甘居於勳貴之下的文官，開始著手削弱武將的權力。
“漕運總督”一職便是在這種背景下設立的。
雖然當時已設漕運總督，但權力尚處於平衡狀態，並不能一人獨斷專行。
文官們也明白操之過急並非良策，因此並未急於奪取全部權力。
當時的漕運管理，形成文武共同執掌的局麵。
分工上，文臣負責與各省糧道接洽，將應征漕糧征集完畢。
在淮安完成清點核對後，再由武將押運入京，時稱“文督催，武督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