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西北地區的軍隊在長期征戰中錘煉出較強的戰鬥力,相較於其他邊鎮,實屬難得的精銳力量。
那位被後人稱作心懷理想、體恤蒼生卻生不逢時的崇禎皇帝,不但未設法減輕民間疾苦,反而加征“剿餉”與“練餉”。
此舉無異於將百姓推向反叛之路。明朝在他手中覆滅,實為必然結局。
那些後世極力美化他的人,若真將其置於當年陝西的境地,恐怕他自己都會毫不猶豫地投奔李自成,帶頭推翻這個王朝。
朱由校曾閱覽古籍,隱約記得,明朝財政收入之中,竟有三成來自陝西一地,而富甲天下的江南諸府,僅負擔兩成。
由此可見,國家財政早已千瘡百孔,朝廷與君主實際上受製於地方豪強。
換句話說,國庫能有多少收入,全看這些地主鄉紳願不願意掏錢。
至於普通百姓,毫無依靠,被榨取到最後一絲氣力。這樣的政權,何來信譽?又怎能凝聚人心?
因此當王二率先殺官起事,西北民眾紛紛響應,短短數年間,各地湧現數十股大規模的反抗勢力。
起初,不過是饑民為活命而揭竿,局勢尚有轉圜餘地。
但到了崇禎四年之後,越來越多的邊鎮士兵加入叛軍行列,戰爭性質自此徹底改變。
朝廷長期欠發軍餉,即便偶爾撥付下來,也大多被各級將領層層截留。士兵到手的銀糧少得可憐,連基本生計都難以為繼。
皇帝尚且不會讓兵士餓著肚子打仗,如今既不給錢也不給糧,卻要求他們衝鋒陷陣,誰還肯賣命?
民間有句老話:“寧可撐死,不願餓死。”
那些走投無路的邊軍士兵,乾脆扔下武器,投奔農民軍去了。那邊既能吃飽飯,又能搶掠財物,日子過得反而痛快。
因此,在明末動蕩的年代裡,西北各軍鎮幾乎銷聲匿跡。朝廷極少調動這些部隊,原因很簡單——兵員早已逃散殆儘,許多將領成了空頭指揮官,手下連一個像樣的隊伍都沒有,談何作戰?
更棘手的是,邊境還得防範蒙古部落的侵擾,以及少數民族的反抗。可軍隊已名存實亡,防禦形同虛設。
當時的文武百官乃至皇帝本人,不可能看不到國家財政崩潰、賦稅沉重帶來的惡果。
但為何無人出手扭轉局麵?關鍵在於掌權者自身。
崇禎帝朱由檢最是愛麵子,寧可硬撐到底也不願低頭求變。
當李自成兵臨北京城下時,他私下已讓王承恩準備出逃事宜,可隻因大臣幾句質問,便立刻退縮,再也不敢提半個“走”字。
此人度量狹窄,疑心極重,從不敢與權貴對抗,又怎會向天下士紳豪族動刀?
朱由校卻與之截然不同。
若局勢真的無法挽回,他寧願親手終結大明,也不願看著它苟延殘喘、任人宰割。
唯有穩住北方民心,才能為新政鋪路。隻要北方不爆發大規模民變,大明就不會陷入四麵烽火的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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