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渾身的汗毛都豎了起來，僵硬地躺在床上，不敢動。那聲音就在耳邊，我甚至能想象出一個人拿著梳子，慢悠悠梳頭的樣子。不知道過了多久，天快亮的時候，聲音才慢慢消失。我睜開眼，窗外已經泛起了魚肚白，可我卻一點睡意都沒有，後背全是冷汗。
第二天，我頂著黑眼圈去上班，腦子裡全是昨晚的聲音。同事見我臉色不好，問我是不是沒睡好，我隻能含糊地應付過去。晚上回到家，我把房間裡的燈全打開，連衛生間的燈都沒關。我坐在書桌前，盯著那把紅木梳，心裡突然冒出一個念頭：會不會是這把梳子的問題？
我拿起木梳，放在手裡反複看著。梳齒很光滑，沒有任何異常。我試著用它梳了一下頭發，“唰——”的一聲，跟昨晚聽見的聲音一模一樣。我的手頓住了，連忙把木梳放回桌上，像是碰到了什麼燙手的東西。
那天晚上，我把木梳放進抽屜，鎖上了。我躺在床上，開著台燈，睜著眼睛到天亮。奇怪的是，這一夜，我沒再聽見梳頭聲。
我以為事情就這麼過去了，可沒想到，更嚇人的還在後麵。
一周後的一個晚上，我加班到十二點才回家。樓道裡靜得可怕，隻有我的腳步聲在回蕩。走到304門口，我掏出鑰匙，剛要插進鎖孔，突然聽見屋裡傳來“唰——唰——”的聲音。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鑰匙掉在地上，發出“哐當”一聲脆響。我蹲下身，摸索著撿鑰匙，手指卻碰到了一個冰涼的東西——是一隻鞋，女人的繡花鞋，紅色的，鞋麵上繡著一朵梅花，跟紅木梳背上的梅花一模一樣。
我嚇得尖叫一聲，猛地站起來，轉身就往樓下跑。跑到巷口，我才停下來，大口喘著氣。巷口的路燈亮著，我低頭看了看自己的腳，沒有繡花鞋。我又回頭看了看37號那棟樓，黑漆漆的，像一個張著嘴的怪獸。
我不敢再回去，隻能在附近找了家網吧，將就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天剛亮，我就給林曉打電話，讓她陪我一起去拿東西。林曉聽我說了昨晚的事，聲音都在發抖：“姐，要不……咱們先聯係房東吧？”
房東姓王，六十多歲，頭發花白，穿一件深藍色的中山裝。我們在樓下等他的時候，他騎著一輛舊自行車趕來，車筐裡放著一個保溫桶。“你們說的是304吧？”他停下車，語氣很平靜，“那房子是我老伴兒生前住的，她走了之後，我才租出去的。”
“王大爺，您老伴兒……是怎麼去世的？”我小心翼翼地問。
王大爺歎了口氣，眼神暗了下來：“兩年前，冬天，也是這個時候。她有心臟病，那天晚上，她坐在衣櫃前梳頭，梳著梳著就沒氣了。等我發現的時候，她手裡還攥著那把紅木梳，就是你們說的那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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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林曉都愣住了，沒想到會是這樣。
“那繡花鞋呢？”我又問。
“繡花鞋是她結婚的時候穿的，她一直放在衣櫃最下麵的抽屜裡，用紅布包著。”王大爺的聲音有些哽咽，“她說那是她最珍貴的東西，走的時候也要帶著。”
我們跟著王大爺上了樓。打開304的門，屋裡的燈還亮著，是我昨晚沒關的。書桌的抽屜開著，那把紅木梳放在桌上。衣櫃門也開著，最下麵的抽屜裡，放著一塊紅布，布上擺著一雙紅色的繡花鞋，跟我昨晚看見的一模一樣。
“她就是太念舊了，舍不得這裡。”王大爺走到衣櫃前，拿起繡花鞋，輕輕擦了擦上麵的灰塵，“她活著的時候最喜歡梳頭，每天晚上都要梳半個鐘頭，說這樣頭發能保持順滑。”
我看著王大爺的樣子，心裡一陣發酸。原來，那些奇怪的聲音和影子，不是什麼惡鬼，隻是一個老人對生前生活的執念，對這個家的不舍。
後來，我找了個懂民俗的朋友，他說這種情況是逝者的“殘念”，不是害人的，隻是還沒適應離開的事實。他給了我一張黃符，讓我貼在衣櫃門上，再準備一些紙錢和香燭，在樓下燒了，跟老人家說說話，讓她安心離開。
我按照朋友說的做了。那天晚上，我在樓下燒了紙錢，對著304的窗戶說：“阿姨，謝謝您這段時間的‘照顧’，您放心，王大爺身體很好，您也該去跟他團聚了。”
奇怪的是，從那以後，304再也沒發生過奇怪的事。我在那裡住了半年，直到找到新的工作，才搬走。
搬走那天，王大爺特意來送我。他手裡拿著一個布包，遞給我說：“姑娘，這是我老伴兒的紅木梳，她生前最喜歡，現在她走了，留著也沒用，送給你做個紀念吧。”
我接過布包，裡麵的木梳還是那麼溫潤。我對著王大爺鞠了一躬：“謝謝您，王大爺，我會好好保管的。”
走出幸福巷的時候，我回頭望了一眼37號那棟樓。陽光灑在紅磚牆上，看起來很溫暖。我想，那位阿姨，大概是終於放下了執念，跟著王大爺，去了另一個世界吧。
後來，我把那把紅木梳放在了書桌的抽屜裡。每當我遇到困難，覺得撐不下去的時候，就會拿出來看看。梳背上的梅花依舊清晰，仿佛在告訴我：生活再難，也要像這梅花一樣，在寒風裡開出最美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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