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哲，二十九歲，是市檔案館的數字化員。我的工作是把老舊的紙質檔案掃描、修圖、分類，存入數據庫。這份工作需要耐心和細心，也讓我接觸到了這座城市塵封的記憶——出生證明、死亡證書、結婚登記、地契房契，以及無數泛黃的照片。
在我掃描過的成千上萬張照片中，有一張我永遠忘不了。
那是1978年市第三中學高三2）班的畢業照。四十五個學生，五名老師，整整齊齊地排成三排，背景是學校的主教學樓。照片原本應該很普通，除了一個細節：
最後一排最右邊，站著一個模糊的人影。
不是拍攝時的抖動造成的模糊，而是那個人本身就像蒙著一層霧，五官不清，輪廓不定。更奇怪的是，照片背麵用鋼筆清楚地寫著每個人的名字，對應位置，一共五十個人。
但照片正麵，隻有四十九個清晰的人像。
第五十個人，隻有一團霧。
第一次看到這張照片是三個月前。檔案館接收了一批第三中學的老檔案，其中就包括曆屆畢業照。我負責將它們掃描、編號、錄入係統。
掃描到1978年那張時，我注意到了異常。用高清掃描儀放大後，那個模糊的人影更加詭異——它似乎在動，不是物理上的動，而是像長時間曝光拍出的鬼影，但又分明是瞬間快門捕捉的。
我檢查了底片。黑白底片上，那個位置是空的，隻有一片均勻的灰色。
但照片上明明有影像。
我請教了攝影專業的朋友。他看了掃描文件後說：“這不像是拍攝問題。如果是雙重曝光或者相機抖動，整個畫麵都會受影響，但隻有這個人影模糊。而且...”
他放大人影的麵部區域：“你看，這裡好像有五官，但都重疊在一起，像是有無數張臉疊在一起。”
我把照片拿給老館長看。老館長姓陳，今年七十二歲，在檔案館工作了四十年。
他戴上老花鏡，仔細看了很久，臉色漸漸變了。
“這張照片...我以前見過。”他低聲說。
“您見過？”
“很多年前，第三中學有人來找過這張照片。”陳館長回憶，“大概是九十年代初，一個老太太，說是她兒子的畢業照丟了，想補一張。我幫她找了，但她看到這張後，臉色很難看，說不是這張，然後就走了。”
“她沒說為什麼？”
“沒有。”陳館長搖頭，“但我記得她走的時候喃喃自語，說什麼‘他還是不肯走’。”
我脊背發涼：“‘他’是誰？”
陳館長沒有回答，而是指著照片背麵的一行小字。我剛才沒注意到，在名單最下方，有一行幾乎褪色的字跡：
“第五十人：沈默生於1960年卒於1978年6月15日”
卒於1978年6月15日。畢業照拍攝日期是1978年6月20日。
一個死了五天的人，出現在了畢業照上。
好奇心驅使我調查。我先查了沈默的死亡記錄。市殯儀館的檔案顯示，1978年6月15日，確實有一個叫沈默的十七歲男生火化，死因是“意外墜樓”，死亡地點是第三中學教學樓天台。
我找到當時的《濱江日報》微縮膠片。1978年6月16日的社會版有一則短訊：“昨日本市第三中學一名高三學生墜樓身亡，警方初步排除他殺可能，具體原因仍在調查中。”
沒有名字，沒有細節，像一顆投入水中的石子，很快被遺忘。
我又查了第三中學的學籍檔案。沈默，1960年3月12日出生，1975年入學，高三2）班學生。成績中等，無獎懲記錄。家庭成員一欄：父親沈建國已故），母親王秀英健在）。
就是九十年代初來找照片的那個老太太。
我通過戶籍係統找到了王秀英的住址：城東老城區，平安裡17號302室。她已經八十三歲了。
猶豫了三天，我決定拜訪她。以一個檔案館工作人員的身份，借口核對曆史資料。
平安裡是老式筒子樓，牆壁斑駁，樓道昏暗。302室的門上貼著一張褪色的福字，邊緣卷起。
我敲門。很久，門開了一條縫，一個白發蒼蒼的老太太透過門鏈看著我。
“誰啊？”
“王奶奶您好，我是市檔案館的周哲，想跟您核實一些曆史資料。”我出示工作證。
老太太盯著工作證看了很久，才解開鏈子：“進來吧。”
房間很小，但整潔得過分。家具都是七八十年代的款式，擦得鋥亮。牆上掛著很多照片，大多是同一個男孩——從嬰兒到少年，最後一張是穿著校服的單人照，清秀的男孩對著鏡頭微笑。
那就是沈默。
“王奶奶，這是您兒子吧？”我指著照片。
老太太點點頭，眼眶紅了：“小默...走得太早了。”
我斟酌著詞句：“我們在整理第三中學的老檔案時，發現了一張畢業照，上麵有您兒子的影像。但拍攝日期是在他...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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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的手抖了一下：“你們找到那張照片了？”
“您知道？”
“知道。”她歎氣，“那照片不對勁。小默死後，學校說要補拍畢業照，因為少了一個人。但照片洗出來，他還是在了。校長說可能是底片搞錯了，但我知道不是。”
“為什麼？”
“因為小默不會走的。”老太太看著我，眼神裡有種固執的悲傷，“他舍不得同學，舍不得學校，舍不得我。所以他留在照片裡了。”
我不知該說什麼。
“那張照片帶來了嗎？”她忽然問。
我取出複印版。老太太接過，手顫抖著撫摸照片上那個模糊的人影。
“四十五年了...”她喃喃道，“他還是十七歲。”
“王奶奶，您兒子當年...真的是意外嗎？”
老太太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為她不會回答了。
“不是意外。”她終於說，“小默是被逼死的。”
1978年6月15日，距離高考還有二十三天。
高三2）班正在上最後一節晚自習。班主任李老師宣布，根據最後一次模擬考成績，要調整座位——成績好的坐前排，成績差的坐後排。
沈默的成績中等，本應坐中間。但他的同桌趙衛國——班長的兒子，成績墊底，要被調到最後一排。
趙衛國不願意，站起來說：“李老師，我眼睛近視，坐後麵看不清。”
李老師推了推眼鏡：“那就配眼鏡。按成績排座是學校規定。”
趙衛國突然指向沈默：“那他呢？他成績也不怎麼樣，憑什麼坐中間？”
教室裡安靜下來。沈默低著頭，不說話。
“沈默同學雖然成績中等，但穩定。”李老師說，“而且他從來不惹事。”
“不惹事？”趙衛國冷笑，“我聽說他爸是反革命，被抓去勞改了。”
這句話像一顆炸彈。所有人都看向沈默。那個年代，“反革命”是最可怕的標簽。
沈默的臉白了：“你...你胡說！”
“我有沒有胡說，大家去查查就知道了。”趙衛國大聲說，“我爸爸是廠裡的乾部，他說沈默的爸爸沈建國，因為寫反動文章被抓了，去年死在勞改農場了！”
教室裡響起竊竊私語。沈默站起來，渾身發抖：“不許你說我爸！”
“怎麼，敢做不敢當？”趙衛國逼近，“你爸是反革命，你也是小反革命！憑什麼跟我們坐在一起讀書？”
沈默推開他，衝出教室。
李老師想攔，但沒攔住。他責備地看了趙衛國一眼：“你太過分了。”
趙衛國滿不在乎：“我說的是事實。”
那晚沈默沒有回家。王秀英等到半夜，去學校找。門衛說看到一個男生上了教學樓天台，但天太黑，沒看清是誰。
王秀英爬到天台時，已經晚了。
沈默躺在水泥地上，身下一攤血。眼睛睜著，看著夜空。
沒有遺書，沒有告彆。隻有口袋裡一張皺巴巴的紙，上麵寫著：“我不是反革命。”
警方調查後認定為自殺。學校很快壓下了這件事，對外說是意外墜樓。趙衛國的父親——當時的教育局副局長——打了招呼，事情不了了之。
畢業照還是拍了，少了一個人。但洗出來時，沈默又出現在了照片上。
“校長想把照片銷毀，但我求他留下來了。”王秀英撫摸著照片，“這是小默最後的心願——和同學們一起畢業。雖然是以這種方式。”
我感到一陣寒意：“所以照片上的模糊人影，真的是...”
“是小默的魂。”王秀英肯定地說，“他不甘心，所以留在了照片裡。這些年，我總覺得他還在，就在我身邊，隻是我看不見。”
離開王秀英家時，她拉住我：“周同誌，你能不能幫我一個忙？”
“您說。”
“找到當年逼死小默的那些人。”她眼神堅定，“讓他們給小默道個歉。四十五年了，該有個了斷了。”
我答應了。不隻是因為同情，更因為我自己也想弄明白——照片上的幽靈，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首先找到了當年的班主任，李老師。他現在是退休教師，住在教師新村。
李老師今年七十八歲，頭發全白，但精神還好。聽到沈默的名字，他手裡的茶杯晃了一下。
“沈默啊...記得，當然記得。”他歎氣，“那是我教學生涯最大的遺憾。”
我把王秀英的話轉述給他。李老師沉默了很久。
“趙衛國確實過分，但我也有責任。”他低聲說，“如果當時我及時製止，如果我能多關心沈默一點...可惜沒有如果。”
“趙衛國後來怎麼樣了？”
“他父親有權有勢，保送上了大學，後來去南方做生意，發了財。”李老師苦笑，“有時候覺得這世道真不公平。善良的人早早離去，作惡的人飛黃騰達。”
“其他同學呢？他們知道真相嗎？”
“大多數人不知道細節。”李老師說，“學校封鎖了消息，隻說沈默是意外。畢業照的事，大家雖然覺得奇怪，但也沒深究。那個年代，奇怪的事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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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出畢業照的複印版：“李老師，您看這個模糊的人影，真的是沈默嗎？”
李老師戴上眼鏡，仔細看了一會兒，手開始顫抖。
“這...這不可能...”他喃喃道，“畢業照是6月20號拍的，沈默15號就...而且拍照那天，我明明數了，隻有四十九個人。”
“單洗出來就有五十個。”
李老師臉色蒼白：“周同誌，你知道這張照片後來的故事嗎？”
“什麼故事？”
“照片洗出來後，校長讓每個學生拿一張留念。”李老師回憶，“但不到一個月，陸續有學生把照片退回來，說照片‘不對勁’。”
“怎麼不對勁？”
“有人說晚上聽到照片裡有哭聲。有人說照片上的沈默人影會動。最恐怖的是趙衛國——”李老師壓低聲音，“他說照片上的沈默人影，每天晚上都在他床邊站著。”
我脊背發涼：“後來呢？”
“校長把所有的照片收回來，鎖在檔案室裡。除了我偷偷留了一張，其他的應該都銷毀了。”李老師從書桌抽屜裡拿出一個信封，抽出一張同樣的畢業照，“這就是我留的那張。”
我接過照片。同樣的場景，同樣的人，同樣的模糊人影。
但仔細看，這張照片上的人影，比檔案館那張清晰一點。能隱約看到五官的輪廓，甚至能辨認出表情——是悲傷的，幾乎是哭泣的表情。
“這張照片...也會鬨鬼嗎？”我問。
李老師苦笑：“我沒遇到過。但有時候夜深人靜，我看著照片，會覺得沈默在看著我，想說什麼。”
“您覺得他想說什麼？”
“對不起。”李老師閉上眼睛，“或者，原諒我。或者...幫我。”
離開李老師家時，他給了我一份當年高三2）班的通訊錄——九十年代初同學聚會時整理的，上麵有大部分同學的聯係方式。
“四十五年了，很多人都聯係不上了。”他說，“而且有些人...可能已經不在了。”
我看著名單，四十五個名字，加上沈默，四十六個。我想知道，當年那些見證了一切卻保持沉默的同學們，如今過著怎樣的生活？他們還記得沈默嗎？夜裡會做噩夢嗎？
第一個聯係的是班長，劉建軍。他現在是公務員，在民政局工作。
電話接通，我說明來意後，對方沉默了。
“沈默...好久沒聽到這個名字了。”劉建軍聲音低沉，“那年的事，我很抱歉。作為班長，我應該站出來製止趙衛國，但我沒有。”
“您記得當時的具體情況嗎？”
“記得。”劉建軍歎氣，“趙衛國一直欺負沈默，因為沈默的父親是‘黑五類’。那天晚上他說得特彆過分，全班都聽到了，但沒人敢說話。那個年代，誰敢幫‘反革命’的兒子？”
“沈默衝出去後，你們做了什麼？”
“李老師讓我們繼續自習。”劉建軍說，“後來聽說沈默出事了，大家都很震驚，但沒人敢討論。畢業照的事更詭異——拍照時明明少一個人，洗出來卻多了一個。很多人都說照片鬨鬼，把照片退了。”
“您退了嗎？”
“退了。”劉建軍承認，“我那張照片，放在床頭櫃上，每天晚上都能聽到歎氣聲。我妻子嚇壞了，讓我趕緊處理掉。”
“您相信那是沈默的鬼魂嗎？”
電話那頭又沉默了。
“我不知道。”劉建軍終於說，“但我希望不是。因為如果真的是，說明他還在受苦，還沒有安息。”
接下來的兩周，我聯係了名單上的十五個人。有些人換了號碼，有些人去世了，還有些人一聽是問沈默的事，直接掛斷電話。
願意交談的，都說類似的話：記得那件事，感到內疚，照片詭異，希望沈默安息。
但沒有一個人提到“道歉”或“真相”。四十五年過去，那段記憶被塵封，被美化，被遺忘。對大多數人來說，沈默隻是一個名字，一個模糊的影子，一個青春的注腳。
除了趙衛國。
他是最難找的。通訊錄上的號碼是空號，地址是二十年前的。我通過工商登記查到他的公司，但秘書說他三年前就把公司交給兒子，自己退休了，行蹤不定。
最後，我在一個房地產論壇上找到了線索——有人發帖炫耀在海南買了彆墅，配圖裡有個穿花襯衫的老頭，雖然打了馬賽克，但特征很明顯：大金鏈子，勞力士表，標誌性的鷹鉤鼻。
發帖人id是“趙公子”，應該是趙衛國的兒子。我私信他，假裝是房產中介，說有更好的房源推薦，要到了他父親的微信。
添加好友時，我猶豫了。該用什麼身份？檔案館員？記者？還是沈默家人的朋友？
最後我用了真名，備注：“關於1978年第三中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