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十一年（1942）五月的陝北，黃土高原上刮著乾燥的風。謝文淵坐在騾車上，望著遠處延河畔星星點點的窯洞燈火。經過一個多月的輾轉，他終於來到了這座傳說中的紅色聖地。
“同誌，前麵就是延安了。”趕車的老鄉指著前方，臉上帶著自豪的神情。
騾車駛過延河上的石橋，進入延安城區。與其說這是座城市，不如說是個大些的集鎮。土路兩旁是密密麻麻的窯洞，偶爾能看到幾間磚瓦房。街上行人大多穿著打補丁的灰布軍裝，但人人臉上都透著昂揚的神采。
在中央組織部報到後，謝文淵被安排到抗日軍政大學高級指揮班學習。讓他意外的是，宿舍竟是一孔普通的窯洞，裡麵除了土炕和一張木桌，彆無他物。
“條件簡陋，委屈謝同誌了。”負責接待的乾事有些不好意思。
“這裡很好。”謝文淵由衷地說。比起戰火紛飛的前線，這孔安靜的窯洞已是天堂。
高級指揮班的學員都是各根據地的旅團級乾部。開學第一天，謝文淵就見到了幾個熟悉的麵孔——曾在太行山並肩作戰的老戰友。
“文淵！你也來了！”一個粗豪的漢子用力拍著他的肩膀。這是冀中軍區的李司令員。
故人重逢，分外親切。當晚，幾個老戰友擠在謝文淵的窯洞裡，暢談彆後經曆。
“聽說你們太嶽山突圍打得很苦？”李司令員問。
謝文淵簡單講述了斷後作戰的經過。當說到根據地失守時，窯洞裡一片沉默。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一個沉穩的聲音從門口傳來。
眾人回頭，看見一個戴著眼鏡、氣質儒雅的中年人站在門口。謝文淵認出這是曾在太行山有過一麵之緣的王副部長。
“王部長！”大家連忙起身。
“坐，坐。”王副部長擺擺手，在土炕上坐下，“謝文淵同誌，你的作戰報告總部已經研究了。在那樣困難的條件下能保住主力，很不容易。”
“可惜還是丟了根據地...”
“根據地丟了可以再建，隻要抗日的火種不滅。”王副部長話鋒一轉，“知道為什麼調你們來學習嗎？”
眾人搖頭。
“抗戰進入了最艱苦的相持階段，我們需要一大批既懂軍事又懂政治的指揮員。”王副部長看著謝文淵，“特彆是你這樣的特種作戰專家。”
第二天，學習正式開始。第一堂課是戰略學，教官竟然是位留著長須的老者，據說曾是保定軍校的教官。
“謝文淵，”老者點名道，“你來說說，如何看待當前抗戰的形勢？”
謝文淵站起身，略作思考：“日軍雖強，但兵力分散，補給線過長。我軍雖弱，但得道多助，有廣大民眾支持。隻要堅持持久戰，勝利必然屬於我們。”
老者滿意地點點頭：“說得不錯。但具體要如何堅持？”
這個問題讓謝文淵陷入沉思。是啊，在日軍重重封鎖下，要如何堅持？
接下來的課程給了他答案。政治工作、群眾路線、生產自救...這些全新的理念讓他豁然開朗。
特彆是一門“特種作戰理論與實踐”的課程，更讓他如魚得水。教官對他的敵後作戰經驗十分讚賞，經常在課堂上讓他分享案例。
“謝同誌在太嶽山創造的‘火海戰術’，很有借鑒意義。”教官評價道。
但學習生活並非一帆風順。在一次關於“民主集中製”的討論中，謝文淵與一位來自南方的學員發生了爭執。
“打仗就是要令行禁止，搞民主會貽誤戰機！”那位學員堅持道。
“但如果沒有民主，指揮員就會脫離實際，脫離群眾。”謝文淵反駁。
爭論最終驚動了校領導。讓謝文淵意外的是，領導並沒有簡單評判對錯，而是組織了一場辯論會，讓雙方充分闡述觀點。
這場辯論持續了整整一天。最後，大家達成共識：軍事民主與戰場紀律是辯證統一的。
“這就是延安的方式。”課後，王副部長對謝文淵說，“真理越辯越明。”
除了學習，學員們還要參加生產勞動。謝文淵被分到開荒組，每天都要上山開墾荒地。
這天，他正在揮鎬開荒，一個熟悉的身影出現在地頭。
“林婉茹！”他又驚又喜。
林婉茹笑著走過來：“總部調我來中央醫院進修。”
故人重逢，兩人有說不完的話。從太嶽山突圍到延安見聞，從戰友近況到學習心得。
“你知道嗎，”林婉茹輕聲說，“小林同誌也來延安了。”
這個消息讓謝文淵十分驚喜。自從太嶽山分彆後，他一直擔心小林的安危。
在中央醫院，謝文淵見到了正在康複的小林。這個日本青年比在太嶽山時胖了些，臉色也紅潤了許多。
“謝君！”小林激動地握住他的手，“終於又見麵了！”
小林現在是反戰同盟的骨乾，專門負責對日宣傳工作。
“我寫了些宣傳材料，揭露日軍的暴行。”小林拿出幾本小冊子，“希望能讓更多日本士兵醒悟。”
看著這個曾經的日軍軍官如今為和平奔走，謝文淵深深感動。這就是信仰的力量。
時光飛逝，轉眼到了七月。學習即將結束，學員們開始準備結業論文。謝文淵選擇的題目是《論相持階段的特種作戰》。
為了寫好這篇論文，他走訪了許多在延安的日軍戰俘，了解日軍的戰術特點。同時，他也深入研究了我軍各根據地的遊擊戰經驗。
一天，王副部長突然找他談話。
“文淵同誌，你的論文提綱我看過了，很有見地。不過，有個任務可能要打斷你的寫作計劃。”
“什麼任務？”
“總部決定組建一支特種作戰教導隊，由你擔任隊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