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二年八月初，河北大名府。暑氣未消，秋意已悄然浸染了路邊的白楊。
一騎快馬帶著汴京的塵囂，馳入河北路安撫使司衙門。
馬上信使背負的沉甸甸的郵筒裡，不僅有著尋常的公文邸報，更有一套被精心謄抄、在京師已引發滔天巨浪的文章合集。
這合集，從最初的《問太學諸生三事》，到司馬光及其門生）的《正〈資治通鑒〉本義示諸生》，再到那神秘“汴京士人”淩厲的《知行詰問》與石破天驚的《知行本體論》，
直至最後，是那道以“禦製”之名頒行天下、標誌著皇帝親自下場定調的煌煌雄文——《辨誌》。
是夜，安撫使司衙門的後堂書房內，燈燭通明。
副使歐陽修屏退了左右，獨自坐在寬大的書案前。
案上，正攤開著那套從汴京急遞而來的文章抄本。
這位年過六旬、早已名滿天下的文壇宗主、政界耆宿，此刻卻麵色凝重，一雙看透世事滄桑的眼眸，在跳躍的燭光下，閃爍著異常銳利的光芒。
他讀得很慢，時而掩卷長思，時而擊節讚歎，時而又眉頭緊鎖。
花白的須眉在靜謐的夜風中微微顫動。當他最終讀完最後一篇《辨誌》。
目光停留在“使吾之所知，皆為民胞物與之實學；使吾之所行，皆為清明在躬之實功”這句上時，他放下了手中的紙張，緩緩靠向椅背，閉上了眼睛。
書房裡隻剩下燈花偶爾爆開的燃燒之聲，以及老人略顯粗重的呼吸聲。
許久，他睜開眼，望向窗外漆黑的夜空，長長地、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氣。
那氣息中，帶著難以言喻的複雜情緒——有激賞，有震撼，有憂慮，更有一種見證曆史洪流席卷而來的凜然。
“拔本塞源……真是拔本塞源之論啊……”
他喃喃自語，聲音沙啞卻帶著力量。“陛下……官家……你終於，亮出了底牌。”
儘管文章以“汴京士人”匿名起始，但以歐陽修的政治智慧和對朝局的洞察，他豈能看不透那筆力千鈞、氣吞寰宇的文字背後，站著的是怎樣一位雄心萬丈的年輕帝王？
他站起身，在書房中踱步。司馬光的駁論，嚴謹而正統，守住了道學的壁壘；
但那“汴京士人”的“知行”之論，尤其是皇帝的《辨誌》，卻如一把鋒利的鑿子，試圖鑿穿數百年來“知先行後”的堅冰，為一場翻天覆地的變革，開辟思想的航道。
“然則，冰破之後，洪水滔天，又將如何導之？”
歐陽修停下腳步，目光如電。他一生宦海浮沉，曆經慶曆新政的波瀾，深知變革之艱險。
他認同《辨誌》中對“空談”的批判，對“實務”的推崇，這與他反對“太學體”空疏文風、主張“文以載道”、“關心百事”的理念一脈相承。
但作為一位老成持重的政治家，他看到的不僅是理想，更是理想照進現實時可能產生的巨大陰影和不確定性。
皇帝的文章，指明了方向，點燃了火炬。但如何讓這火炬不至於燃成野火，如何讓這洪流不至於泛濫成災？這需要有人，在洪流奔湧之前，為其打下堅實的河床與堤壩。
想到此，歐陽修胸中一股沛然之氣湧動起來。他仿佛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那個寫下《朋黨論》、《與高司諫書》，意氣風發、銳不可當的年代。
雖年事已高，雖身處江湖之遠，但“士誌於道”的信念，從未在他心中熄滅。
此刻，他感到一種強烈的使命感——他必須發聲，不是作為帝王的應聲蟲。
而是作為一個獨立的文宗、一個負責任的臣子、一個關心天下蒼生的士大夫，為這場已然開啟的宏大敘事，注入一份清醒、穩健、且能曆經時間考驗的力量。
“取紙筆來！”他沉聲對門外侍候的老仆說道。
墨已研濃，紙已鋪就。歐陽修提起那支伴隨他多年的狼毫筆，略一沉吟，便落筆寫下標題。他不必匿名，無需假托，就以本名、本心，寫下他思慮已久的論斷：
《本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