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篇，他便以一代文宗的恢弘氣度，定下了全文的基調：
“修嘗聞：天下之事，莫先於立誌。誌不立，則天下無可成之業。
譬諸樹木，不植其根，而徒事修翦枝葉、灌溉培擁，雖勞神疲形，終見其枯槁而已。
近觀汴中友人所著《辨誌》一文，深剖知行相須之理，直指為學之本，可謂‘拔本塞源’之論，切中時弊，修讀之，深以為然！”
此段精妙之處在於：
高度肯定：開門見山，讚揚《辨誌》為“拔本塞源之論”，立場鮮明。這並非諂媚，而是大師對真知的認可，瞬間將文章立於不敗之地。
確立共識：將“立誌”視為根本，與皇帝站在同一哲學起跑線上，避免了低層次的爭論。
巧妙定位：稱“汴中友人”，既點明淵源，又保持了學者間平等論道的超然姿態。
緊接著，他筆鋒一轉，開始構建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將辯論引入更深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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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修竊有思焉。《辨誌》以知行相須為鵠的，猶如指舟行需水，鳥飛需翼，其理至明。
然，舟何以固？鳥何以健？此二者之‘本’也。
舟不固，雖遇洪濤亦覆；鳥不健，雖臨長風亦墜。
是故，知行二者，皆發於一‘本’。此‘本’為何？
乃士君子內守之‘道義’，所惜之‘名節’也！本立則道生，知行自有其源，如水出泉，木有根柢。”
此處，歐陽亮出了他的核心觀點——“本末論”：
他承認“知行”如舟水、鳥翼般不可分，但追問其更深的根基——舟的堅固、鳥的強健即“本”）。
他將“本”定義為內在的“道義”和“名節”。
這一定義，精準地鏈接了他一生推崇的“士大夫氣節”，也是他對抗任何可能出現的“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傾向的思想堡壘。
然後，他以此“本末論”為尺，衡量當下士風，回應《辨誌》對空談的批判：
“觀今之世，學者或皓首窮經，辨析毫芒，然臨民蒞事，茫然而無措，此非真‘知’也，乃知無其本，故流於口耳記誦之末；
或銳意功名，勇於任事，然舉措失宜，背道而馳，此非真‘行’也，乃行無其本，故陷於躁進苟且之途。
此二者之弊，非知行分離之過，實不修其本之禍也！”
批評鞭辟入裡：他將“空談者”和“蠻乾者”的毛病，都歸結為“本”不立。
這比單純批判“空談”或“莽行”更為深刻，直指士人內在修養的缺失。
在完成了理論建構和現狀剖析後，歐陽修提出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政治哲學主張，也是此文點睛之筆：
“是故，欲救今日之弊，不在糾纏於知行孰先孰後，亦不在遽然變易法度。
在於修其本以勝之！但使天下士人，人人皆能正心誠意，以道義為守，以名節為惜，以此為本，則其發而為知，必為經世濟民之實學；
其見而為行，必為安邦定國之實功。
外間所謂新舊之法、王霸之辯，皆為此‘本’之‘末’，本立則末自清，又何須嘵嘵爭辯於不休？”
“修本勝末”——這四個字，是歐陽修政治智慧的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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