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洛陽獨樂園的書局中，燭火通明。
司馬光正埋首於浩瀚的史料中，為《資治通鑒》的某一卷做著批注。
自汴京“知行之辯”後，他更加沉默，將全部精力傾注於這部注定傳世的巨著之中。
對他而言，這是另一種形式的抗爭，一種更為持久、更為根本的“立言”。
當家人送來京師急件時，司馬光的神情沒有絲毫波動。
他平靜地拆閱，花的時間比歐陽修更長，讀得更細。尤其是趙頊那封“谘議”手詔，他反複看了三遍。
他放下文書，緩緩起身，走到院中。月華如水，灑在園中的竹林上，一片清冷。
與歐陽修不同，司馬光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種被侵犯的憤怒。
“夷狄而效中國之禮，僭也！”
他心中響起《春秋》的斷語。遼國修《遼禮》，辦文會，在他看來，是最惡劣的“竊禮”行為，是對儒家道統最根本的挑戰。
趙頊之前的“知行本體”論，雖與他的“格物致知”路徑不同，尚屬儒學內部的爭論；而遼國之舉，則是內外之防、華夷大義的生死線。
然而，正是這條“生死線”，給了他一個絕地反擊的舞台。
汴京的輿論場，皇帝憑借更高的哲學架構和太學青年的支持，暫時占據了上風。
他司馬光若繼續在“知行”關係上糾纏，已難占便宜。但遼國的挑戰，將爭論拉回到了他最擅長、也認為最根本的領域——“名分”與“禮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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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好！”司馬光連說三個好字，眼中銳光閃現。
“正愁無處與你論個是非曲直，你倒自己送上門來！”
他意識到，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在遼國的宮廷上，當著耶律洪基和宋朝使團的麵，用他最擅長的曆史與禮法作為武器，進行一場堂堂正正的“正名”之戰。
若能在此役中，淋漓儘致地闡發“華夷之辨”的精義，駁得遼國君臣啞口無言，那麼，他司馬光就不再僅僅是禮法的領袖，而是天下士林心中“道統”的扞衛者。
他在汴京暫時失去的影響力，將百倍地奪回！
這不再是派係之爭，而是衛道之戰。皇帝需要他，天下士林需要他，儒家的道統更需要他站出來。
他迅速回到書案前，筆墨間帶著一股凜然之氣。
“臣光誠惶誠恐，謹複陛下：遼主此書，包藏禍心，其欲亂我華夷之防，竊居禮樂正統之意，昭然若揭！此非尋常聘問，實乃道統之爭！”
開宗明義，將性質定為最高級彆的意識形態鬥爭。
“陛下若拒之，彼必謗我怯懦無文；然若應之而無備，則恐墮其術中。
故臣以為，當應，且必以雷霆萬鈞之勢應之！”
態度比歐陽修更為激烈，主戰色彩極其鮮明。
“使團北上，非為聯誼，實為宣示正朔。當擇精通《春秋》、深明禮製之臣，於其朝堂之上，據典駁謬，正本清源。
務使其知，禮樂之道，自有真統，非可強攀附會。如此，則彼之僭妄自消，我之綱常益固。”
他的策略更具攻擊性，目標直指“摧毀”對方的合法性論述。
“臣雖愚鈍，於史籍禮法，略知一二。若陛下不棄，臣願效犬馬之勞，北上一行，與彼國‘學士’論個明白！”
他甚至直接請纓，展現出前所未有的主動性與決絕態度。
兩封回奏，一持重，一激切，卻得出了相同的結論：戰！
當這兩封密奏擺上趙頊的案頭時，年輕的皇帝知道，他手中已經掌握了最有力的武器，也點燃了最熾熱的鬥誌。
一場由北朝發起，卻注定將被南朝推向高潮的文化盛戰，即將拉開序幕。
而司馬光，這位剛剛在汴京受挫的禮法領袖，也終於在遙遠的洛陽，找到了他重歸權力與輿論中心的——最佳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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