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講“敵軍可畏”，隻論“我軍當強”：將所有議題的落腳點，都放在“整軍經武、鞏固邊防”的必要性上。
強調備戰是為了保護百姓、彰顯國威，而非因為害怕西夏。
不用“客觀分析”，隻用“情報警示”：
通過皇城司等秘密渠道，向韓琦、文彥博等核心重臣提供真實的、具體的情報，但在公開場合，仍使用“夏人猖獗”、“賊勢囂張”等模糊而具有煽動性的傳統話語。
“欲速則不達……”
趙頊放下筆，長歎一聲。
要想動搖一個階層積累了百年的思想鋼印，需要的是水滴石穿的功夫，以及……一場足夠慘烈卻又最終獲勝的戰爭來教育所有人。
他意識到，在喚醒整個國家的認知之前，他必須先贏得那場迫在眉睫的戰爭。
隻有用鐵一般的事實，才能砸碎那堅如磐石的“天朝迷夢”。
這一刻，趙頊感受到的，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孤獨。
他的敵人，不僅在西北的興慶府，更在這汴京城的每一個充斥著陳腐觀念的頭腦裡。
熙寧二年十二月的朔望大朝會，汴京紫宸殿內，百官肅立。歲末的祥和氣息並未衝淡朝堂上隱隱的緊張感。
此前華山的崩裂，雖經官方引導指向西夏兵戈之兆，但暗流依舊湧動。
以禦史中丞呂誨為首的一批恪守古禮、對“熙寧新法”持保留態度的守舊清流，早已摩拳擦掌，意圖借此“災異”之機，對朝政進行規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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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策略，是先從看似無爭議的“邊事”入手，敲打新政可能帶來的“妄動”風險。
在常規議事完畢後，呂誨率先出列，手捧笏板，聲音清朗卻帶著不容置疑的篤定：
“陛下！臣聞，西嶽震動，主兵戈之象。然臣寢食難安者，非懼夏人兵鋒之利，實憂我朝舉措之失當也！”
他開門見山，定下了基調：
“西夏李氏，本乃我朝叛臣，僭號小醜！
其地僻處西陲，沙磧不毛，其民不過百萬，皆烏合之眾。
仰我歲賜，方得苟存。此等疥癬之疾，何足掛齒？”
緊接著，他話鋒直指當前政策的“荒謬”：
“然今，朝廷舉措，未免小題大做！
乃置行營、遣重臣、聚兵革、耗糧餉，儼然如臨遼國大敵！
此非揚湯止沸，反助其勢耶？示天下以我朝畏懼一隅小醜，豈非徒損國威，自招其侮？”
呂誨的言論，完美代表了當時絕大多數士大夫，尤其是保守派的對夏認知：
道德優越感：強調西夏“叛臣”、“僭號”的身份，從法理和道德上將其徹底否定。
經濟文化鄙視：認為西夏貧窮落後，離了宋朝歲賜就活不下去。
軍事傲慢：視夏軍為“烏合之眾”，不值一提。
戰略保守：認為大張旗鼓的備戰是“示弱”，會鼓勵西夏，主張維持低成本歲賜）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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