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三年的正月，汴京的節日燈火尚未闌珊，但滿城士林的心思，早已不在觥籌交錯之間。
太學門前的風波，經由各地進奏院的郎報、士子的私信，如野火般傳遍四方，其熱議程度，甚至壓過了年節的喜慶。
舒亶那“消極害義”四字，猶如一柄利刃，剖開了朝堂的沉默，也讓“西夏困局”成為天下讀書人無法回避的公開議題。
然而，這股在汴京看似勢不可擋的思潮，在帝國另一座文化心臟——西京洛陽，卻遇到了最強勁、也最理性的反擊。
這一擊，並非來自氣急敗壞的謾罵，而是源於一座靜謐的園林——獨樂園。
其主人，便是退居洛陽，潛心著述《資治通鑒》的端明殿學士、舊黨領袖司馬光。
正月十五，上元燈節。一份由洛陽送至汴京友人處、隨即被迅速抄傳的《與友人論邊事書》，在士林圈中引發了不亞於舒亶之言的震動。
這封書信，沒有一句針對舒亶個人的攻訐，卻以磅礴厚重的氣度、縝密嚴謹的邏輯，對整個“新黨”的執政思路，進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批判。
司馬光開篇，便展現出與汴京清流截然不同的高度：
“近觀都下之議，邊事囂攘。或有言者，疾呼振武，指斥持重之臣為‘築舍道謀比喻一味空談，不切實際）’、‘畏難苟安’。
其論看似激切，然察其本末，實乃舍本逐末，未知治國之大體也。”
注：此處用“築舍道謀”語出《詩經》，意為在路邊蓋房子，聽信過路人的各種意見而無法建成，意指那些隻會空談批評而拿不出辦法、畏懼困難隻求苟安的行為。）
司馬光首先重新定義了何為當前最緊要的“現實”，他筆鋒沉痛：
“夫所謂天下之大患，現實之亟務，豈獨在西北一隅之跳梁？
今日真正的現實，是東南民力已竭，中原財匱，百姓怨嗟之聲，上達於天！”
“此正如一人之家，倉廩空虛，子弟怨嗟，為家主者，不思勤儉持家，安撫人心，卻終日計較於鄰人竊我一柴一米，乃至欲舉債繕甲兵以尋釁。
此非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耶？見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此之謂也！”
注：司馬光巧妙地將“現實”的焦點從邊境轉移到國內矛盾，指責新政派隻盯著西夏，反而忽略了“民困”這個最大的現實，這才是真正的“不見泰山”。）
緊接著，司馬光展開其核心論述，論證為何“修德”是“振兵”之本：
“《左傳》雲：‘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然祀者，非徒祭天拜祖之儀，實乃正朝廷、修綱紀、安百姓之謂也！
仁義不修，而務甲兵之利，此乃暴秦、強隋速亡之覆轍！”
他以史家筆法，列舉史實：
“光觀史冊，漢武逐匈奴而海內虛耗，玄宗拓邊疆而安史禍起。
其國勢豈不盛？
甲兵豈不利？
然皆因內政不修，窮兵黷武，終致社稷傾危。
反觀文景之治，昭宣中興，皆以休養生息、不勤遠略為本，故能國富兵強，四夷自服。”
“是故，今日之要務，在於皇帝修德，大臣儘責，輕徭薄賦，安撫百姓。
但使倉廩實，仁義行，則國家元氣自足，威武自生。
屆時，西夏蕞爾小醜，若仍冥頑不靈，則天兵一臨，如秋風掃落葉，何足道哉？
而今日之新法，如青苗、免役，實乃操切從事，刻剝民力，是自毀根基，南轅北轍也！”
注：司馬光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邏輯：真正的強大源於內部修明政治修德），新政是摧殘民力毀德），因此當前首要任務是停止新政、與民休息，而非在西北生事。）
在奠定了“修德為本”的論述後，司馬光發出了他最淩厲的反擊，重新定義了何為“畏難苟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