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陳，”他叫來秘書，“兩件事：第一，調取近三年海關進口光刻機、刻蝕機等半導體核心設備的數量和金額數據；第二，聯係國家知識產權局，檢索近五年半導體設備相關專利的申請和授權情況，分國內和國外。”
“是，我馬上去辦。”
三天後，數據齊了。
林萬驍看著手中的報告，觸目驚心：過去三年，中國進口半導體設備金額年均增長35，2022年達到380億美元，其中光刻機進口額占比超過40。而同期，國內半導體設備製造商的總營收，不到進口額的十分之一。
專利數據更明顯：在半導體核心設備領域，國外企業在中國申請的專利數量是國內企業的五倍，且在關鍵技術上的專利布局嚴密，形成了高高的專利壁壘。
他把周振華、趙立軍，還有委內政策研究室的負責人叫到辦公室。
“各位看看這些數據。”林萬驍把報告發下去，“我們的半導體設備進口依賴度超過90，而且還在上升。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在審批研發平台項目時，還一味要求用進口設備，是不是在加劇這種依賴？”
周振華看著數據，眉頭緊鎖：“林主任，這些數據我知道。但問題是，國產設備在精度、穩定性、可靠性上，確實和進口設備有差距。研發平台如果用國產設備，可能會影響研發水平。”
“那我們就應該支持國產設備提升水平，而不是回避問題。”林萬驍調出另一份數據，“這是中微公司、北方華創等國內設備企業近三年的研發投入，年均增長超過50。他們缺的不是技術能力，而是應用場景。”
他轉向趙立軍：“趙司長，產業發展司是不是在製定‘國產首台套’設備應用支持政策？”
“是的。”趙立軍點頭，“我們正在研究，對首次應用的國產重大技術裝備，給予保險補償、稅收優惠等支持。”
“那正好。”林萬驍說，“半導體基地的研發平台，可以成為國產半導體設備的‘首台套’應用示範平台。我們不要硬性規定國產化率，而是設立激勵機製：使用國產設備，中央投資比例可以提高；使用進口設備，比例降低。讓市場選擇，用政策引導。”
這個思路讓周振華眼睛一亮：“這...倒是個辦法。既支持了國產設備，又給了省裡自主權。”
“還有人才問題。”林萬驍繼續，“省裡要引進一百個博士，你們覺得太多。但數據顯示，全國半導體相關專業每年畢業的博士不足三千人，而產業需求超過一萬。人才缺口這麼大，省裡想多引進，有什麼錯？”
他調出一張圖表：“這是各省半導體人才政策對比。江蘇給引進的半導體博士安家費100萬，浙江80萬，廣東120萬。而我們這個中部省份，隻能給50萬。如果他們不提高引進數量，怎麼競爭得過沿海地區？”
周振華看著圖表，沉默了。這些數據，他確實沒有全麵掌握。
“我不是說省裡的方案都合理。”林萬驍總結，“但我們在審批時，不能隻挑毛病，要幫他們解決問題。設備國產化率太高影響研發？那我們設計激勵機製。人才引進太多有風險？那我們幫他們設計階梯式引進計劃，分階段考核。”
他看著在座的幾位：“發改委，發展改革委員會。我們的職責不隻是審項目，更是促改革、促發展。如果審批變成了挑刺比賽，那我們就背離了初衷。”
會議室裡安靜片刻。政策研究室主任先開口：“林主任說得對。我們最近在做‘放管服’改革評估，發現有些司局確實存在‘以審代管’‘以批代服’的問題。審批越來越嚴，但服務意識跟不上。”
趙立軍也說：“產業司正在研究如何優化產業政策實施機製。林主任的思路，給我們提供了新視角——政策不是硬約束，而是軟引導。”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周振華。
周振華摘下眼鏡，揉了揉眉心：“林主任，您這些數據...從哪裡來的？”
“海關總署、知識產權局、統計局，還有行業協會。”林萬驍說，“數據是公開的，隻是需要花時間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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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了。”周振華重新戴上眼鏡，“這樣吧，我親自帶隊去省裡，現場辦公。就按您說的思路，設備國產化用激勵機製，人才引進用階梯計劃。我們幫他們優化方案，而不是隻提修改意見。”
“好。”林萬驍點頭，“還有，建議你們司建立‘項目審批數據支撐係統’。審批時不僅要看項目材料，還要看行業數據、區域數據、國際對標數據。用數據說話，用事實決策。”
“這個建議好。”周振華終於露出笑容，“其實我們司一直在想建這樣的係統，但技術上有難度。如果委裡能支持...”
“我協調。”林萬驍說，“政策研究室、高技術司、信息中心，都可以參與。”
一周後，周振華帶隊從省裡回來，帶回了優化後的方案。
研發平台設備采購，設置了“基礎配置+激勵配置”：基礎配置保證研發需求，鼓勵但非強製使用國產設備；如果國產設備采購比例達到40，中央投資增加5；達到60，增加10。
人才引進計劃改為三年分步實施：第一年引進30人，第二年累計達到60人，第三年累計達到100人。每年進行績效評估，達標了繼續支持，不達標調整計劃。
方案在委內會簽時，出乎意料地順利。連之前提出異議的財政金融司、高技術司，都覺得這個方案“既務實又有創新”。
主任辦公會上，項目順利通過。王正國主任特彆指出：“這個項目的審批過程，體現了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結合，體現了服務意識和改革精神的結合。值得總結。”
散會後，周振華在走廊追上林萬驍。
“林主任，謝謝。”他誠懇地說，“這次經曆，讓我反思了很多。我在這個位置上待久了，確實形成了思維定式——重程序、輕服務，重管理、輕支持。您用數據說話的方式，讓我看到了另一種工作方法。”
林萬驍拍拍他的肩：“周司長，你的嚴謹和專業，也是我們需要的。隻是，有時候需要跳出細節看全局。咱們一個紅臉一個白臉，才能把工作做好。”
兩人相視一笑。那道無形的隔閡，在這次“數據之戰”中，悄然消融。
回到辦公室，小陳彙報：“林主任，省裡張為民副省長來電話，說要親自來北京感謝您。說這個優化後的方案，比他們原來的設想還好。”
“告訴他，不用來。好好把項目做實，就是最好的感謝。”林萬驍說。
他走到窗前，看著長安街上的車流。這場“數據之戰”贏了，但贏得並不輕鬆。它暴露了部委工作中深層次的問題：官僚主義、路徑依賴、脫離實際...
但至少，他打開了一個缺口。用數據說話，用事實決策，讓審批從“挑刺”回歸“服務”，讓政策從“約束”轉向“引導”。
這隻是開始。他知道，接下來還有更多硬仗要打。但有了這次經驗，他有了信心，在這座規則森嚴的大樓裡，隻要心裡裝著發展，腳下踩著實地，手中握著數據，就能找到改革的空間。
手機響了，是兒子林懷信發來的微信：“爸，我們法學院的教授在講產業政策與反壟斷，提到了發改委的審批權。我說我爸爸就在發改委，他說想請您來做個講座。”
林萬驍笑了，回複：“可以安排。正好我也想聽聽，法律人怎麼看我們的審批工作。”
窗外，秋日的陽光正好。林萬驍知道，在國家部委這條新的跑道上，他的征程，才剛剛開始。而手中的筆，既是指揮棒，也是責任書。每一次落下，都要對得起這份重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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