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九點半，林萬驍的手機響了。
他拿起手機一看，是兒子林懷信打來的電話，按下接聽鍵，兒子的聲音傳來：一“爸，沒打擾您工作吧？”
“剛忙完，你說。”林萬驍放鬆身體靠在椅背上，捏了捏鼻梁。書房裡隻開了一盞台燈，光線柔和。
“我們法學院的李教授，這學期開了一門新課叫‘產業政策與競爭法的邊界’。”林懷信的聲音帶著學術討論的興奮，“今天講到發改委去年發布的《光伏產業高質量發展指導意見》，李教授讓我們思考一個問題：當產業政策以‘防止產能過剩、促進優勝劣汰’為名，設定技術門檻、規模門檻時，這是否構成了對市場的不當乾預？是否會事實上保護了現有大企業，阻礙了創新型企業進入？”
問題很尖銳，也很專業。
林萬驍想了想：“這個文件我知道。當時製定背景是，光伏行業確實出現了低水平重複建設，大量中小企業生產劣質產品，既浪費資源，又影響行業聲譽。設定門檻是為了提高行業整體水平。”
“但法律上有個原則叫‘競爭中性’。”林懷信說，“意思是政府政策不應該偏袒某一類企業。這個文件規定，新建光伏項目單晶矽電池效率必須達到23，多晶矽21.5。李教授問：一個初創企業可能有顛覆性的新技術路線，但短期效率達不到這個標準，是不是就被政策直接扼殺了？”
這個問題讓林萬驍沉默了。他確實沒從這個角度想過。
“還有，”林懷信繼續，“文件要求新建產能必須達到一定規模，說是為了‘發揮規模效應’。但規模效應應該是市場選擇的結果，而不是政策預設的前提。用政策強製企業必須做大規模，是不是扭曲了市場？”
林萬驍起身走到窗前。北京的夜晚燈火通明，每一盞燈背後可能都有一家企業、一個團隊。他想起上周審批的那個半導體項目，想起了東西部協調會上的爭論，想起了無數份需要他簽字的文件。
每一份文件、每一條政策，都可能像兒子說的那樣，在推動一些事情的同時，也在阻礙另一些事情。
“懷信，你說的問題很深刻。”林萬驍緩緩說，“但政策製定不能隻考慮理論上的完美。現實中，市場會失靈，企業會短視，行業會無序發展。就像光伏，如果沒有那輪整頓，現在可能還在打價格戰，還在生產一堆幾年就報廢的劣質板。”
“那為什麼不能用《產品質量法》《反不正當競爭法》來規範，而非要用產業政策直接規定技術參數和規模？”林懷信追問，“法律是設定底線，懲罰違規者；但產業政策是在畫跑道，規定怎麼跑。哪個更符合市場經濟原則？”
這個問題更難回答了。林萬驍想起自己審批項目時的標準，技術先進性、經濟可行性、產業帶動性...這些標準本身，不就是在“畫跑道”嗎？
“爸，我不是質疑您的工作。”林懷信聽出了父親的沉默，“李教授也說，中國的產業政策總體上推動了經濟發展。但作為法學研究者，我們需要思考：政策的邊界在哪裡？乾預的限度在哪裡？如何在促進發展和保護競爭之間找到平衡？”
林萬驍走回書桌前，翻開筆記本。上麵記著嶽父夏弘文的話：“修河的人，眼睛不能隻盯著眼前這一段。”
現在兒子的問題讓他意識到：修河不僅要有全局視野，還要思考這條河該不該修，該怎麼修，修多寬多深才合適。
“懷信，你這個問題，我需要認真想想。”林萬驍誠懇地說，“說實話，我審批項目、製定政策時，更多考慮的是‘怎麼做成事’，而不是‘該不該做’‘做到什麼程度’。你給了我一個很重要的提醒。”
“那我換個問題，可能更具體。”林懷信說，“如果現在有一個新能源汽車項目申報，技術很創新，但規模很小，不符合產業政策裡的規模要求。您是批還是不批？”
這個問題像一把鑰匙，打開了林萬驍記憶中的一扇門。他想起了幾年前在西明時的一個案例。
“懷信，我給你講個真實的故事。”林萬驍說，“西明有家企業，做特種電池的，創始人是個海歸博士。他們的技術很獨特，能用更低成本做出高性能電池，但產能很小，一年就幾萬套。當時省裡出台新能源汽車產業政策，要求電池企業產能必須達到百萬套以上才能享受補貼。那家企業達不到，差點倒閉。”
“後來呢？”
“後來我們做了調研，發現他們的技術確實有突破性。就特批了一個‘技術創新試點’資格，給了少量資金支持，但要求他們三年內必須實現產業化。”林萬驍回憶，“結果你猜怎麼樣？三年後，他們不僅活下來了，還把產能做到了五十萬套，技術還出口到了德國。如果當時死卡政策，這家企業就沒了。”
電話那頭安靜了幾秒。
“所以政策需要彈性？”林懷信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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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但彈性也會帶來問題。”林萬驍說，“給了這家企業特批，其他企業就會問：為什麼他能例外？是不是有關係？這就產生了不公平。後來我們不得不完善政策，設立了‘技術創新型小微企業特殊通道’，把特批變成了規則。”
“這就是法治思維。”林懷信說，“把個案中的合理做法，變成普遍適用的規則。既給了創新空間，又避免了隨意性。”
“對。”林萬驍點頭，“所以你剛才問的那個問題，初創企業達不到技術門檻怎麼辦，我覺得可以設計‘創新豁免’機製。新技術、新路線，可以申請暫不適用現有標準，但必須承諾在約定時間內達標。這樣既給了創新空間，又保證了最終質量。”
父子倆就這樣聊了一個多小時。從產業政策談到反壟斷，從市場準入談到公平競爭，從中國實踐談到國際經驗。
林懷信最後說：“爸，李教授想請您來我們學院做個講座，就講‘產業政策製定的法律邊界’。他說，實務部門的領導能和法學界對話，對雙方都有益。”
“可以安排。”林萬驍答應了，“我也需要聽聽法律界的意見。政策製定不能閉門造車。”
掛了電話，書房裡恢複安靜。但林萬驍的心卻不平靜。
兒子的問題像一麵鏡子，照出了他工作中那些習以為常卻可能存在問題的地方。他審批項目時，是不是太習慣於用“標準”“門檻”“規模”這些量化指標？是不是忽略了這些指標可能對創新的壓製？是不是在促進一些企業發展的同時，無意中扼殺了另一些可能性？
他打開電腦，調出正在製定的《新能源汽車產業高質量發展指導意見修訂稿）》。這是產業發展司牽頭起草的，已經征求了三輪意見，下周要上主任辦公會。
他仔細閱讀那些條款：
“新建純電動汽車企業，上兩個年度研發投入不少於20億元”小企業怎麼辦？
“產能建設規模不低於10萬輛年”需要這麼大嗎？
“電池係統能量密度不低於180hkg”會不會阻礙新材料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