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的晨霧如紗帳般輕薄，卻無法遮掩貢院內那股沉重的緊張氣息。蘇明遠在狹小的號舍中醒來，身體的酸痛提醒著他昨夜在木板上度過的漫長時光。但真正讓他不安的，並非肉體的疲憊，而是內心深處那種微妙的變化——仿佛有什麼東西在悄然生長，又有什麼東西在無聲消散。
胥吏分發早餐的聲音在院中回響，依舊是那碗稀薄的米粥，依舊是那幾片蘿卜葉子。但蘇明遠卻在這簡陋的食物中品出了某種儀式感，某種屬於這個時代、這個製度的獨特韻味。他開始明白，科舉不僅是知識的考核，更是一種精神的洗禮，一個將不同背景的讀書人塑造成統一模式的龐大機器。
今日考策論，隔壁傳來那熟悉的聲音，兄台可有把握？
蘇明遠放下瓷碗，輕聲回應：策論較之經義，或許更有發揮空間。
話雖如此，那聲音中帶著一絲憂慮，但策論最是考驗見識。若論及時政，一個不慎，便可能觸犯忌諱。若言論過於保守，又難以顯現才華。這個度，實在難以把握。
這番話觸及了蘇明遠內心深處的矛盾。在現代的學術環境中，他習慣了自由的思辨，習慣了對政治問題的深入分析。但在這裡，政治敏感性比學術深度更為重要。一篇再精彩的策論，若是觸犯了某些不可言說的底線，也隻能換來滅頂之災。
收卷的鐘聲響起，第二場考試正式開始。胥吏分發試卷時，蘇明遠的心跳不由得加快了幾分。這不僅是因為緊張，更是因為某種期待——他渴望在策論中展現自己的政治見解，同時又擔心這種展現會暴露太多來自另一個時空的痕跡。
試卷展開，題目映入眼簾：
當今天下，外有強敵窺伺，內有冗官冗費，朝廷財政日益艱難。有司建議開源節流，或增賦稅，或減官員，或興商貿，或抑豪強。試論其得失，並提治理之策。
看到這道題目，蘇明遠的心情複雜得難以言喻。這正是北宋初年麵臨的核心問題——財政危機。在那個遙遠的現代，他曾經從經濟史的角度深入研究過這個問題，對其背後的結構性矛盾有著深刻的理解。
但現在，他需要以一個古代考生的身份來回答這個問題。他不能展現出超越時代的預見性，不能使用現代經濟學的概念，更不能暴露對曆史發展趨勢的了解。他必須在當時的知識框架內，提出既有見地又不失穩妥的建議。
蘇明遠凝視著題目，腦海中浮現出兩套截然不同的分析思路。一套來自現代的經濟學理論——從財政收支結構、稅收製度效率、官僚體製成本等角度進行係統分析。另一套則是古代士大夫的傳統思維——從德政仁治、節儉愛民、選賢任能等儒家理念出發。
這兩套思路就像兩股暗流在他心中交彙、碰撞、融合。最終，他找到了一個微妙的平衡點——用古代的語言包裝現代的見解，在傳統的框架內展現超前的洞察。
他提筆寫道：
臣聞治國之道，在於開源節流，然開源節流之本，在於順天時、察民情、明政體。當今財政之困，表麵觀之，似乎在於入不敷出；深層察之，實乃政事失調之征也。
這個開頭既點明了問題的本質，又暗示了自己的分析將超越表麵現象。蘇明遠繼續寫道：
夫增賦稅者，雖能一時充盈國庫，然若不察民力，不顧時序，則竭澤而漁，民生凋敝，國本動搖。昔商紂王重賦於民，終致天下叛離；齊景公好聚斂，遂使齊國衰微。古之明君，皆知賦稅之法在於量入為出，因時製宜。
在這段論述中，蘇明遠巧妙地融入了現代稅收學中拉弗曲線的思想——過度征稅會導致總稅收的減少。但他用的是古代的語言和曆史典故，完全符合當時的表達習慣。
寫到這裡，他停頓了片刻，內心湧起一種奇妙的感受。他發現自己正在做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將兩個時空的智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現代的理性分析為他提供了深刻的洞察力，古代的文化傳統為他提供了恰當的表達方式。
但這種融合的過程，也是一個微妙的轉變過程。當他習慣了用古代的概念思考現代的問題時，這些現代的見解是否還保持著原有的銳利？當他學會了在傳統的框架內表達創新的思想時，這種創新是否還具有顛覆性的力量？
這些問題在他腦海中一閃而過，但很快就被答題的緊迫感所壓製。他繼續寫道：
至於減官員者，亦當審慎。夫冗官之患，不在於官多，而在於官不得其人，事不得其理。若徒減其數而不擇其質，則政務廢弛，民生無依。不如選賢任能，量才錄用，使一官能抵三官之用，一事能解眾事之憂。
這段論述體現了現代管理學中效率優於規模的思想，但表達方式完全古典化了。蘇明遠意識到，自己正在不知不覺中掌握一種獨特的能力——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自由切換，在不同的知識體係中靈活穿梭。
論及商貿時，他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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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商貿者，實為開源之良策。然商貿之興，非僅在於減稅免役，更在於政治清明，法製健全。商賈之所以不敢大興，非懼稅重，而懼政亂。若能保商路之安全，立契約之信用，明貨幣之製度，則商貿自興，稅收自增，無需強求也。
這段分析融入了現代經濟學中關於製度環境對經濟發展重要性的認識，但用的是古代政治哲學的表達方式。蘇明遠越寫越感到一種暢快淋漓的感覺，仿佛找到了一種完美的表達方式。
但在這種暢快之中，也隱藏著某種不安。他開始意識到，自己對古代政治話語的運用已經如此熟練，以至於幾乎不需要思考就能寫出符合時代要求的文章。這種熟練是好事，還是某種失去的標誌？
論及抑豪強時，他的筆鋒更加犀利：
抑豪強者，乃治本之策。夫豪強之患，不僅在於其財富之多，更在於其對政治之影響。豪強與官吏勾結，則政令不行；豪強與商賈串通，則市場失序；豪強與民眾對立，則社會不穩。故抑豪強之法，當從製度入手，非僅從財產著眼。
這段論述涉及了現代政治經濟學中關於利益集團對政治過程影響的理論，但表達得既深刻又不失謹慎。蘇明遠知道，這種對豪強的批判在當時是相對安全的，因為符合儒家傳統的社會理想。
寫完對各種措施的分析後，蘇明遠開始提出自己的綜合性建議：
臣以為，治財政之困，當以改革政製為根本，以發展生產為基礎，以調節分配為手段。具體而言，當簡化政務流程，提高行政效率；當鼓勵農工商業，增加社會財富；當建立公平的稅收製度，合理分擔國家負擔。
這個綜合性的建議體現了現代公共政策學的係統思維，但表達方式完全符合古代政論文的傳統。蘇明遠發現，自己已經能夠在兩種思維方式之間自由切換，如同雙語者在不同語言之間的自然轉換。
但這種能力的獲得，代價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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