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原以為，自己此行，是代表天朝上國，來為一群“化外之民”申飭公道。
可現在他才明白，他麵對的，是一場持續了數十年、針對自己同胞的、係統性的種族滅絕。而那個他為之效忠的“天朝”，在這場屠殺麵前，卻長期保持著一種可恥的、麻木的沉默。
他想起了陳九。
想起了那個年輕人在華人總會裡，對自己發出的那句近乎諷刺的質問。
“在這裡，能保護我們的，不是那麵早就褪了色的龍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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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他隻覺得那年輕人狂悖無禮。
而此刻，站在這艘漂浮在異國海域、如同人間煉獄般的船艙裡，那句話，卻像一把燒紅的刀，狠狠地捅進了他的心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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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美國的航程是漫長而壓抑的。
船艙，變成了一座漂浮在海上的臨時公堂。
陳蘭彬、馬福臣和吳秉文三人，幾乎不眠不休，日以繼夜地整理著那些從古巴帶回來的、浸透了血與淚的證詞。
空氣中彌漫著紙張、墨水和揮之不去的淡淡血腥味。
桌子上、地板上，堆滿了成卷的供狀。每一份文件，都代表著一個破碎的人生。
工作的過程，是一場對精神的殘酷淩遲。
陳蘭彬負責審閱所有的中文證詞。
他戴著鏡片，逐字逐句地閱讀。那些樸實、甚至有些語無倫次的文字，在他眼前幻化成一幕幕慘絕人寰的景象。
“客頭言及大呂宋遍地黃金，工八年可得百金。家中已無隔夜之糧，遂信之。上船方知受騙，艙如豬圈，人滿為患，日僅一食，多有病斃者，拋屍大海……”
“……至古巴，如入地獄。日作八九個時辰，鞭笞未嘗離身。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契約八年，實則終身之奴。稍有不從，輒以鐵鏈鎖之，或關入水牢……”
每讀一份證詞，他的心就像被淩遲一刀。
這些文字不再是冰冷的記錄，而是無數冤魂無聲的控訴。
好幾次，他都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筆，走到甲板上，任憑冰冷的海風吹拂，才能勉強平複那翻江倒海的情緒。
而馬福臣和吳秉文，則負責將這些證詞分門彆類，並翻譯成精準的英文和法文。
“這份關於續約的證詞，必須單獨歸類。”
馬福臣指著一份文件，對吳秉文說，“這是西班牙人整個契約奴隸製的核心。我們要用數據說話，統計出契約平均被延長了多少年，有多少人至死都未能恢複自由身。”
“還有死亡率。”
吳秉文推了推眼鏡，他的麵前是一份他自己繪製的統計圖表，“根據我們收集到的1176份有效口供和85份聯名請願書，我們可以大致推算出，華工在契約期內的非正常死亡率，至少在50以上。這個數字，比當年黑奴貿易最猖獗的時候還要高。這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證據。”
他們之間也時常爆發爭論。
“這裡，”
陳蘭彬指著一份草稿，眉頭緊鎖，“‘慘無人道，令人發指’，這樣的詞，必須寫進去！不如此，不足以形容其罪惡之萬一！”
“陳大人，請恕我直言。”
馬福臣搖了搖頭，這位嚴謹的英國人堅持自己的專業判斷，
“我們的報告，最終是要呈交給五國公使，是要在國際外交場合使用的。過於情緒化的語言，隻會削弱報告的公信力，讓他們覺得這是中國人的誇大其詞。我們必須用最客觀、最冷靜的語言，陳述事實。讓事實本身去說話，遠比任何形容詞都更有力量。”
陳蘭彬沉默了。
他知道馬福臣說得對。在西方的遊戲規則裡，冰冷的數據和交叉驗證的證詞，遠比道德的譴責更具殺傷力。
他不得不壓下心中的悲憤，接受這種將同胞的苦難，轉化為外交武器的、冷酷的邏輯。
他們按照總稅務司赫德事先擬定的51個問題，將所有的證詞和證據進行歸類整理。
從誘騙和綁架的過程，到海上航行的死亡之旅；從種植園裡的非人勞作，到花樣百出的酷刑；從被肆意克扣的工錢，到永無止境的續約……一個完整而嚴密的證據鏈，在他們手中漸漸成型。
這不僅僅是一份調查報告。這是一部由無數華人用生命和血淚寫就的控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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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夏，調查團返回美國。
報告的最終文本，在華盛頓一間租來的公寓裡被反複修改、校對，最終定稿。它被印刷成中、英、法三種文字，裝訂成冊。封麵上沒有任何華麗的裝飾，隻有一行簡潔而沉重的標題：《古巴華工調查稟稿》(thecuissionreport)。
隨後，這份報告的副本，被正式遞交給了英國、法國、德國、俄國和美國駐華盛頓的公使館。
起初，報告並未在公眾層麵引起太大的波瀾。
外交的世界，總是靜水流深。
各大公使館隻是按部就班地接收了文件，表示會將此事彙報給本國政府。
西班牙駐美公使更是發表聲明，斥責報告內容“純屬捏造”，是“無恥的誹謗”。
然而，一股暗流，已經開始在水麵下洶湧。
報告中那些翔實的數據、交叉印證的證詞，以及由馬福臣和吳秉文這兩位西方人背書的客觀性，讓任何一個讀過它的人都無法等閒視之。
最先做出反應的，是英國。
在倫敦，英國外交部收到了報告的副本。那些關於虐待、奴役和高死亡率的描述，深深地刺痛了這個剛剛在全世界範圍內廢除了奴隸貿易的“日不落帝國”的道德神經。很快，在英國下議院，有議員就此事向外交次官發起了質詢，要求政府表明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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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這份報告同樣引起了震動。彼時，美國剛剛結束了血腥的內戰，關於種族和勞工權利的討論正處於曆史的最高點。一些有影響力的報紙，如《紐約先驅報》，開始刊登報告的部分節選。那些關於“與黑奴無異”、“比奴隸製更殘酷”的描述，在美國社會引起了廣泛的共鳴與憤慨。
廢奴主義者、人權活動家們，紛紛發表演講，撰寫文章，譴責西班牙在古巴的暴行。
國際輿論的壓力，如同一張無形的大網，開始向馬德裡收緊。
西班牙政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外交困境。他們可以無視一個積弱的清政府的抗議，卻無法忽視來自英、美等世界強國的道德壓力和外交詰問。
更重要的是，古巴的獨立戰爭正打得如火如荼，西班牙急需國際社會的支持，或者至少是中立。
這份報告的出現，無疑讓他們在道義上輸得一敗塗地。
最終，在巨大的國際壓力下，西班牙政府被迫做出了讓步。他們同意與清政府就華工問題重新展開談判。
1877年，經過漫長而艱難的交涉，《古巴華工條款》最終簽訂。
條約規定，西班牙將保證華工的人身自由與合法權益，嚴禁虐待和非法拘禁，並承諾將協助所有契約期滿的華工返回中國。
至此，那場持續了三十年，將數十萬華人投入人間地獄的“豬仔貿易”，終於在法律的層麵上，畫上了一個句號。
消息傳回舊金山，唐人街一片歡騰。
陳蘭彬站在華盛頓的街頭，看著報紙上關於條約簽訂的新聞，心中卻百感交集。
他贏了。
他用一支筆，為數十萬同胞討回了公道。這無疑是他外交生涯中，最光輝的一筆。
然而，他卻絲毫感受不到勝利的喜悅。
他想起那些在調查中死去的華工，想起那些永遠無法再回到故土的冤魂。這份遲來的正義，對他們而言，又有什麼意義呢？
他也想起了陳九。
那個年輕人用刀槍在古巴的叢林裡為同胞殺出一條血路，而他，則在文明世界的牌桌上，用墨水和紙張，打贏了另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他們走了兩條截然不同的路，卻在某個遙遠的時空節點上，為了同一個目標而交彙。
誰對？誰錯？
陳蘭彬不知道。
他隻知道，在這片廣闊而陌生的新大陸上，他們這些來自古老帝國的人，為了活下去，為了活得像個人，都付出了太多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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