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倫敦、巴黎或是華盛頓的紳士們而言，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標繪，分割和馴服。
電報線不斷地鋪設，如蛛網般纏繞地球，全世界的聯係變得更加緊密。
在遠離歐洲大陸心臟的南洋，同樣是許多人惦記的肥肉。
延續千年的季風，它們帶來了阿拉伯的商人、印度的僧侶、以及一代又一代從福建、廣東、潮汕、瓊州等地南下的華人。
也帶來了荷蘭人，英國人，西班牙人。
英國人在新加坡、檳城和馬六甲組建了自己的海峽殖民地，
他們大力推行種植園經濟，大規模種植橡膠、棕櫚油等經濟作物，並開采錫礦。
在緬甸，則強製推行稻米單一作物種植，以滿足英國本土及其他殖民地的糧食需求。
這種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模式，徹底改變了當地自給自足的農業結構，直接成了純粹的“海外農場”。
新加坡和檳城等港口被建設成為重要的自由貿易港，成為連接東西方貿易的樞紐。
他們修築港口，建立銀行，製定法律，然後巧妙地退居幕後，利用“甲必丹”製度kapitancina），讓華人精英去管理自己那龐大、複雜而又時常內鬥的族群。
他們需要的不是絕對的控製，而是絕對的利潤和通暢的貿易。
隻要不觸及女王陛下的權威和怡和、太古洋行的財路，華人內部打得血流成河，他們也可以隔岸觀火，甚至樂於見到這種“以華製華”的平衡。
荷蘭人則粗暴得多。從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的總督府，他們用更直接、更鐵血的方式統治著龐大的荷屬東印度群島。
對於華人，他們既依賴其經濟才能，又時刻警惕其組織能力。
華人被置於歐洲白人之下、土著“普利”之上的“二等公民”地位，活動範圍受到嚴格限製。
荷蘭殖民軍的刺刀，時刻提醒著每一個人，誰才是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
西班牙在南洋的殖民地主要是菲律賓。其統治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
傳教士深入社會各個角落，對菲律賓的文化、社會習俗乃至政治格局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力圖將當地“西班牙化”。
三百年的殖民歲月消磨了銳氣，隻剩下腐朽的官僚體係和天主教會的餘威。
而暹羅泰國）的拉瑪五世王，則在英法兩大巨獸的夾縫中，艱難地維係著王國的獨立。
整個南洋地區的經濟命脈被牢牢掌控在農業和礦業兩大領域。
無論是馬來亞的橡膠和錫礦，菲律賓的蔗糖和煙草，還是荷屬東印度的咖啡和香料，都是以滿足歐洲市場需求的初級產品為主。
南洋地處溝通太平洋與印度洋的十字路口，馬六甲海峽等重要航道是全球海上貿易的生命線。控製了這裡，就意味著扼住了世界貿易的咽喉，具有極高的軍事和戰略價值。
除了港口之外，整個南洋都被默契地定位成一個巨大無比的農場，甚至連本地的手工業都難以為繼。
整個南洋地區最大，也最不安分的群體，便是星羅棋布的華人社群。
他們不是一個整體，而是一個由無數個基於血緣、地緣、方言和行會所構成的，既緊密又鬆散的聚合體。
在霹靂州的近打河流域，廣府人和客家人為了錫礦的歸屬，組建了“海山”與“義興”兩大私會黨，發動了長達數十年的“拉律戰爭”，屍骸足以填滿礦坑。
在柔佛，港主製度下的潮州人開辟了無數的甘蜜和胡椒園，形成了一個個半獨立的王國。
在婆羅洲的西部，由客家礦工建立的蘭芳大統製共和國，已曆百年風雨，儘管國力日衰，卻依舊是荷蘭人眼中一根頑固的刺。
這些傳統的甲必丹、僑領、港主、私會黨大哥們，他們是各自世界的大佬。
依靠古老的洪門儀式、宗族祠堂的規矩和雪亮的腰刀來維持統治。
彼此競爭，時而合作，共同構成了一張巨大而混亂的網絡，在殖民者的秩序下順服。
一股新的風信，正從北方源源不斷地吹來，帶著舊金山灣和維多利亞港的氣息，
這股風的名字，是被一家漁業公司和航運公司一起帶進來的。
在南洋各地的情報掮客、洋行買辦和會黨的“草鞋”口中，這家公司的形象是模糊而矛盾的。
有人說，它是一家財力雄厚、背景神秘的美國公司，擁有一整支蒸汽船隊，以冠絕太平洋的速度，正在無情地擠壓著所有老牌航運公司的生存空間。
有人說，它的董事“金山九”，是一個在底層崛起的華人梟雄，手段狠辣，以雷霆之勢整合了北美和港澳華人的地下勢力。
在短短幾個月內，血洗了澳門的“和記”，整合了香港所有的三合會堂口，成立了一個名為“香港華人總會”的組織，打壓得那些上層鄉紳成立的慈善組織抬不起頭。
他們不僅有槍，有船，更可怕的是，他們還有一支由西洋律師組成的團隊，懂得如何利用《萬國公法》和報紙輿論，將最野蠻的征服，包裝成最文明的商業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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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這家公司的船隊，正愈加頻繁地出現在新加坡的丹戎巴葛碼頭，他們的代理人，正悄然拜訪著海峽殖民地的各路華商和甲必丹。
一股看不見的暗流，已經開始滲透南洋華人社會的每一個毛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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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漁業貿易公司對南洋的攻略，並非始於火槍，而是始於一本本印刷精美的公司介紹和一份份措辭嚴謹的合同。
公司的南洋總部，設在了新加坡。這座由萊佛士一手締造的城市，是整個南洋的心臟，也是大英帝國自由貿易精神的核心。
公司的策略，是陳九早已製定好的“三步走”：控其流、奪其利、換其骨。
南洋，從錫礦到甘蔗園，從碼頭到城市建設，每一個毛孔都在渴求著廉價的勞動力。
而南洋最大、也最混亂的勞動力來源，便是來自中國的“豬仔”。
傳統的模式是，各地的礦主、園主通過本地的會黨或甲必丹，向香港、澳門、汕頭的“客頭”下訂單。客頭們則用拐賣、綁架等各種手段湊齊人頭，塞進衛生條件惡劣的帆船，運抵南洋。效率低下，死亡人數高，且供應極不穩定。
太平洋漁業公司憑借在港澳和兩廣總督劉坤一達成的默契，公司幾乎控製了整個珠江三角洲的勞工出口。他們以“契約華工”的新名義，公開招募，提供基本的食宿和安家費，吸引了無數走投無路的饑民。
整整六個月的時間，沒有一個華工抵達南洋。
敢於綁架，誘騙，走私出去的打仔或者船主直接在碼頭砍頭示眾。
第一批華工優先供應了夏威夷，在高壓之下，南洋靠豬仔為生的會黨再也沒有一句屁話。
公司向全南洋的雇主們發出通告：今後，所有需要華工的企業，必須向香港和濠江的勞務公司下單。
公司提供不同“等級”的勞工——粗通英文的、有特定技能的如木工、鐵匠）、身體強壯的，價格各不相同。
所有勞工都簽訂了標準合同，明確了工作年限、薪酬和基本權益。
公司用快速、安全的蒸汽輪船取代了傳統的帆船。
船上有隨船醫生，有乾淨的飲水和足夠的食物，這不僅是出於人道主義的考量，更重要的是，每一個活著抵達的工人，都是一份純利潤。
起初，那些早已習慣了舊模式的會黨和甲必丹們對此嗤之以鼻。
檳城“海山”公司的龍頭大哥，一位控製著數千名礦工的客家大佬，就曾公開叫囂：“我的人，隻認我海山的旗，不認什麼狗屁合同！”
隨後，他的礦場因為招不到新工人，老工人跑路而陷入停頓，而他對手的礦場，卻因為第一時間與“濠江勞務公司”簽訂了合同，獲得了五百名生龍活虎的新礦工，產量大增。
此消彼長之下，這位龍頭大哥不得不放下身段，派人前往新加坡，尋求“合作”。
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航運業。
新購買的一整支小型蒸汽艦，行駛到了南洋，開辟了從新加坡到香港、檳城、巴達維亞的定期航線。
他們運費更低，時間更短，還有保險。
那些依賴傳統帆船、靠著人情和保護費做生意的本地船行，在這種現代化的商業機器麵前，如同螳臂當車，很快便被碾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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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壟斷勞工和航運是掐住了南洋華人社會的動脈，那麼公司隨後推出的金融和貿易服務，則是將絞索套在了每一個人的脖子上。
過去，海外華人將血汗錢寄回家鄉，主要依靠“僑批局”。
這是一種基於同鄉信譽的民間金融網絡，雖然誠信可靠，但速度慢，手續費高，且風險極大。
公司利用其航運網絡和與彙豐銀行的合作關係，推出了一項名為“太平洋彙兌”的業務。
華工們可以在南洋任何一個公司的辦事處，將工錢存入，他們的家人憑借一張蓋有特殊鋼印的彙票，便可以在香港、廣州、廈門的指定錢莊取款。
速度快，費率低，安全有保障。
這項業務一經推出，便迅速摧毀了傳統的僑批體係。
通過“太平洋彙兌”，公司掌握了整個南洋華工的現金流。
它清楚地知道哪個礦場在盈利，哪個種植園在虧損，哪個地區的資金流動最活躍。
接著，公司的貿易部開始發力。
他們將加州和公司自家農場出產的麵粉、罐頭、鹹魚，以及低價購買的工業品，布匹、鐵器、煤油燈，大量運往南洋，以略低於市價的價格傾銷。
同時，又大量采購南洋的香料、錫錠、橡膠等原材料，運往美國。
太平洋漁業公司的貿易部瘋狂膨脹，人數不斷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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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阿彬、阿昌叔，在一整支華洋混合的精英隊伍輔助下，在新加坡主持召開了第一屆“南洋華商總會”籌備大會。
廣邀海峽殖民地、荷屬東印度、砂拉越等地的頭麵人物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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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場精心設計的鴻門宴。
對於那些思想開明、願意合作的商人型甲必丹和僑領，公司授予他們“總會”的榮譽董事頭銜，並給予他們在新業務中的股份。
例如，檳城的甲必丹鄭景貴，這位同時也是“海山”公司領袖的富商，就敏銳地看到了與公司合作的巨大利益，成為了第一批“擁護者”。
對於那些冥頑不靈、試圖依靠私會黨暴力反抗的傳統勢力，公司的手段更加直接。
阿昌叔親自坐鎮馬六甲，帶領一支由安定峽穀的“九軍”和新招募的本地南洋小夥子組成的“公司保安隊”，以“清剿海盜”、“維護航路安全”的名義，對幾個負隅頑抗的私會黨堂口進行了打擊。
既是練兵也是屠殺，
幾場單方麵的大練兵之後，整個馬六甲海峽的地下世界陷入了死寂。
對於那些既不合作也無力反抗的傳統港主和鄉紳，公司則采取了釜底抽薪的策略。
公司在他們的領地附近建立新的、管理更高效的種植園和居民點，提供更好的醫療、教育和治安，用更優越的生活條件，將他們治下的工人和佃戶一點點吸引過來。
不出兩年，這些舊式的“土皇帝”便成了有名無實的空頭司令。
與此同時，公司與殖民政府的關係，也進入了一種微妙的共生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