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威爾遜站在他新的公寓書房的窗前。
玻璃上凝結著一層薄薄的水汽，下麵是穿梭的馬車，頂著高帽的紳士，裙裾曳地的夫人，以及那些奔跑叫賣的報童。
他們的喊聲穿透雙層玻璃，隱約可聞，
“號外！號外！小說家威爾遜新作《哥倫比亞陰謀》今日發售！”
“《先驅報》獨家評論！j.j.威爾遜——用冰冷文字解剖美國的大作家！”
威爾遜的嘴角勾起，忍不住有些得意。
他的公寓在這棟大樓的頂層，牆上掛著精美的風景油畫，架子上還有他去東方珍寶行買的青花瓷，書架上塞滿了精裝書籍，其中一些他甚至從未翻閱過。
書桌上攤開著今天的幾份報紙，頭版的位置，無一例外都印刷著關於他新書的評論和報道。
“j.j.威爾遜先生的筆，不帶一絲華麗，摒棄了多愁善感的情緒。
他像一位醫生，或是一位嚴謹的法官，將這個國家肉體上潰爛流膿的傷口，冷靜地展示給世人看。
他的文字是克製的，是精準的，充滿了令人不寒而栗的紀實力量。
在讀《哥倫比亞陰謀》時，你不會為主角的愛國情懷而熱血沸騰，卻會為國家利益這台龐大機器的冷酷無情而脊背發涼。
他不是在寫小說，他是在記錄一份我們所有人都不敢承認的，關於我們自己的征服的野心……”
評論家先生顯然是高估了威爾遜。
他並非什麼醫生，法官。
真正的執刀人，在巴爾巴利海岸。
威爾遜的目光從報紙上移開，落在壁爐架上。
那裡並排擺放著兩本書，是他過去五年人生的基石。
一本的封麵設計得極為壓抑，一個悲傷的年輕人站在一座宏偉的市政廳前的剪影，書名是《市長之子》theayorsson）。
另一本的封麵則更加黑暗，僅僅描繪了一艘在黑夜怒海中顛簸的輪船，幾個瘦骨嶙峋的人影蜷縮在甲板的陰影裡，書名是《黃土之下》undertoearth）。
正是這兩本書，將他這個破產之後，曾在布魯克林橋下瑟瑟發抖的流浪漢，重新變成了“文學大師”。
它們為他贏得了財富，聲望，以及足以讓他在深夜驚醒的恐懼。
————————————
五年前，舊金山，巴爾巴利海岸。
當j.j.威爾遜被幾個華人請到那間“金山鬥場”的老板辦公室時，他身上所有的家當，隻剩一支作為房費抵押的象牙蘸水筆和滿身的疲憊。
他以為自己找到了救命稻草，一個可以讓他東山再起的故事源泉。
他怎麼也想不到，
那個把他從一個落魄記者拉扯起來的年輕人陳九，給他的不是故事，而是三份沉甸甸的，足以壓垮任何一個普通人的“真相”。
第一份真相，是一個被裝在麻袋裡、渾身是傷的囚犯。一個名叫黃四的人口販子。
陳九將威爾遜安置在南灘那家改造成私人衛隊營地的廠房裡。
威爾遜的工作，就是“采訪”黃四。
那根本不是采訪，那是一場精神上的酷刑，對威爾遜，也對黃四。
黃四被關在工廠深處。
每天，陳九的手下，那個名叫阿才的、眼神凶狠的年輕人，會把他像拖一條死狗一樣拖出來，扔在威爾遜麵前的椅子上。
黃四的身上總是帶著新的傷痕，但他的眼神，卻是一種令人費解的、介於麻木和怨毒之間的狀態。
“問吧，威爾遜先生，”阿才總是用他那蹩腳的英語冷冷地說道，“九爺說了，隻要留他一口氣，隨便你怎麼折磨他。”
威爾遜並非一個心狠手辣的人，他本質上隻是一個記者。他試圖用正常的采訪方式開始。“黃先生，你能告訴我你是如何開始這門生意的嗎？”
回應他的是一口帶血的唾沫，和一連串他聽不懂的粵語咒罵。
威爾遜的耐心很快被耗儘。
對成功的渴望，如同饑餓一般啃噬著他的理智，這是最好的催化劑。
他開始學習阿才的方式，用剝奪睡眠、用冰水、用語言上的羞辱來摧毀囚犯的意誌。
他驚訝地發現自己在這方麵竟有種病態的天賦。他用最惡毒的語言描繪黃四死後會下什麼樣的地獄，描繪他的家人會遭到怎樣的報應。
終於，在一個星期後，那個凶悍的罪犯崩潰了。
他開始講述，斷斷續續，顛三倒四。
他講述自己如何從廣州街頭混社會，遭人欺辱，又是如何靠著出賣同鄉，將他們騙上開往澳門的賭船，從而賺到第一桶金。
他講述那些被稱為“豬仔”的同胞，如何像牲口一樣被塞進底艙，在數月的航行中，因為疾病、饑餓和絕望而死去大半。
他甚至用一種炫耀般的語氣，描述他如何打通了古巴種植園主和秘魯鳥糞礦主的關係，將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明碼標價，變成種植園裡會被活活累死的消耗品。
小主，這個章節後麵還有哦，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麵更精彩！
威爾遜強迫自己不去感受那種生理上的惡心，而是像一個書記員一樣，將這一切都記錄下來。
他追問船艙的尺寸，追問每天配給的食物和水的分量，追問如何處理那些死在路上的屍體，追問那些“豬仔”的賣價和利潤。
他發現，自己正在寫的，不是一個充滿英雄氣概的冒險故事，而是一本無比精細的、關於罪惡的賬本。
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威爾遜放棄了《邦聯孤狼》那種誇張的煽情的筆法。
他選擇了一種全新的敘事方式，一種極度冷靜，克製，甚至可以說是毫無感情的筆調。
他隻是羅列事實，描繪細節，不加任何道德評判。
他詳細地記錄了黃四的“商業模式”，就像《華爾街日報》分析一家鐵路公司的財報一樣。
“…每售出一名健康的成年男性勞工，黃四的組織可以從古巴的甘蔗種植園主手中獲得四十西班牙銀元。除去付給地方蛇頭的五銀元，以及航運途中約兩銀元的成本，包括最低限度的食物和不可避免的死亡損耗，單筆交易的淨利潤高達三十三銀元。在1868年的高峰期，黃四控製的船隊一年可以運送超過三千名豬仔，年利潤接近十萬銀元，這筆錢足以在舊金山任何一個豪宅區購置房產……”
當威爾遜寫下這些文字時，他的手是冰冷的。
黃四又被拉回了鬥場當人肉沙包，他不過是在轉述地獄的景象。
這本書被命名為《黃土之下》，波士頓一家以出版嚴肅讀物聞名的出版社看中了。
1875年初，這本書悄無聲息地上市了。
它的反響完全出乎所有人的預料。
普通民眾對它毫無興趣。故事裡沒有英雄，沒有愛情，隻有一個卑劣的異國罪犯和一群麵目模糊的受害者。它在廉價小說市場上輸得一敗塗地。
然而，在另一個圈子裡，它卻掀起了軒然大波。
東海岸那些依然活躍的廢奴主義者後裔、人道主義者、以及一些對社會問題感興趣的知識分子，將這本書奉為圭臬。
《大西洋月刊》發表了一篇長篇評論，稱讚這本書“揭示了我們這個時代最醜陋的奴隸貿易變種……威爾遜先生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放棄了廉價的道德譴責，而是用冰冷的事實，構建了一座無法辯駁的罪惡紀念碑。”
威爾遜開始收到來自哈佛和耶魯大學教授的信件，他們邀請他去進行演講。一些社會改良組織將他的書作為募捐晚宴上的宣傳材料。
他第一次被冠以“有良知的作家”、“勇敢的揭秘者”這樣的頭銜。
威爾遜對此感到無比的諷刺。
勇敢？他的素材是一個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囚犯告訴他的。
良知？他寫這本書的唯一目的，是為了錢和名聲。
這本書的銷量最終隻有區區兩萬冊，給他帶來的版稅甚至不夠支付他在紐約一年的開銷。
但他卻獲得了一種意想不到的“資本”，那就是評論界的讚譽和一種虛假的道德光環。
陳九對此似乎很滿意。
他告訴威爾遜：“名聲有時比金錢更有用。你現在有資格去講一個更大的故事了。”
那時的威爾遜還不明白這句話的真正含義。
他隻是有些失落，也有些慶幸。失落的是沒能一夜暴富，慶幸的是，這個故事的危險性似乎有限。
畢竟，被他冒犯的，隻是一群遠在天邊的、上不了台麵的罪犯。
他天真地以為，自己可以一直這樣，做一個“安全”的、受人尊敬的“紀實作家”。
直到他讀完了陳九給他的第二份文件。
一個厚厚的、裝滿了關於聖佛朗西斯科前任市長威廉·阿爾沃德所有秘密的牛皮紙袋。
那一刻威爾遜才明白，他的弄臣生涯，才剛剛開始。
————————————
那份關於阿爾沃德市長的文件，與其說是資料，不如說是一部已經寫好了劇本大綱的城市編年史，隻是裡麵充滿了最肮臟的細節。
有市政工程合同的副本，上麵清晰地標注著給各位議員的回扣。
有警局內部的秘密報告，記錄了如何掩蓋某些富商子弟的醜聞。
甚至還有妓女的證詞，詳細描述了她們曾在哪些達官貴人的床上，聽到過哪些關於土地交易的秘密。
威爾遜花了整整三個月，將這些碎片化的信息拚湊成一個完整的故事。
在資料的最後，是關於市長的兒子，卡爾·阿爾沃德的記錄。
一個年輕、英俊、前途無量的海岸警衛隊軍官，一個被精心包裝出來的城市英雄，在一次鎮壓暴亂行動中“不幸”中槍身亡。
卡爾是如何肆無忌憚地打擊沿海漁民，是如何羞辱他人為樂，又是如何在暴亂中被一個卑微的漁民所殺。
他又是如何冒領功勞，在父親和其他利益集團心照不宣的默許下，他站上了領獎台，成為了城市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