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偉大的、光鮮的、受人愛戴的父親，背後卻是一個貪婪、冷酷的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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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碼頭擴建案上侵吞財政款項，如何收取回扣，如何利用政策打擊政敵。
一個表麵上維護正義、揭露真相的英雄兒子，最終卻被自己治下保護的漁民所“謀殺”。
威爾遜決定將這本書命名為《市長之子》。
他的寫作風格，依然保持著那種被評論家們稱讚的“克製”與“冷靜”。他從不用“貪婪的”、“邪惡的”這類形容詞。他隻是平靜地敘述：
“…九月三日，阿爾沃德市長簽署了第七號碼頭的擴建法案，該工程的中標方是西部聯合建設公司。隨後，市長夫人的個人銀行賬戶上，收到了一筆來自德國公司的五萬美元彙款。
“卡爾·阿爾沃德上尉在寫給未婚妻的信中多次提到，他對第七號碼頭附近日益猖獗的鴉片走私感到極度的憂慮與困惑，也因此他采取了一些更激烈的手段……”
所有的判斷權，都交給了讀者。
1876年秋天，《市長之子》在全國同步發售。
這一次，讀者的反應爆炸了。
在東海岸，這本書最初隻是被當作一本情節曲折的政治驚悚小說。
但在西海岸，在舊金山時，整座城市都被點燃了。
人們瘋了。
他們拿著書，走上街頭，對著市政廳、對著那些報紙上常見的富商豪宅指指點點。
書中的每一個虛構的角色，都被進行了地毯式的“索隱”和“解密”。
“西部聯合建設公司”就是負責碼頭擴建，采購機械的公司！那個叫雷諾茲的議員，就是議長布萊恩特！那個被滅口的妓女，就是之前在大橋上失足墜海的那個舞女！
這本書成了一麵照妖鏡，照出了城市光鮮外表下所有的爛瘡和膿包。
它也成了一把鑰匙，為普通民眾打開了一扇窺探上流社會真實運作方式的窗口。
他們震驚地發現，那些平日裡在教堂做禮拜、在慈善晚宴上發表演講的“城市棟梁”，私下裡竟是如此的不堪。
加州的報紙分成了涇渭分明的兩個陣營。《紀事報》這樣深受政黨影響的大報，連續數周用整個版麵來“解讀”威爾遜的小說，一一反駁其中的某些事件。
而那些被鐵路大亨和銀行家控製的報紙，則對威爾遜發起了最惡毒的攻擊。他們稱他為“東海岸來的騙子”、“靠謊言和誹謗牟利的文學投機販”，他們甚至雇傭私家偵探，試圖挖出他的黑料，但除了他曾經給小報寫稿的經曆外，一無所獲。
這種攻擊，反而為他做了最好的宣傳。
威爾遜的讀者，那些在經濟危機中失去工作、對現實充滿憤怒的普通人，將他視作代言人。成千上萬封讀者來信湧向出版社。一個失業的鐵路工人寫道：“威爾遜先生，謝謝您。您寫出了我們所有人的心聲。我們早就知道那些大亨和政客是一夥的，搶走了屬於我們的活路。但我們沒有證據，也沒有人聽我們說話。是您，給了我們聲音。”
一個孩子的母親寫道：“我無法想象一個市長和市長兒子會如此。我為那個犯謀殺罪的漁民流淚，也為這個城市的墮落而感到悲哀。願上帝保佑您，讓您能繼續為我們書寫真相。”
這本書，成了席卷全國的大罷工的導火索。
被奉為底層勞工的精神象征，即便是那些不識字的人也都完整地聽完過整個故事。
每一間廉價酒館，都必定有人大聲朗讀這間小說。
他們對報紙上一些文學評論嗤之以鼻，有很多小說家發表評論，說威爾遜的小說和文字沒有任何文學性可言，純粹是太過寫實，太有代入感。
並且說威爾遜的小說，有十分明顯的“煽動性”。
威爾遜看著這些信，心中五味雜陳。
他隻是一個複述者，一個被線牽著的木偶。真正的英雄，或者說，真正的魔鬼，是那個給他所有資料的陳九。他才是那個導演了整場大戲的人。
隨之而來的，是名利和危險。
《市長之子》的銷量突破了五十萬冊。威爾遜的名字變得家喻戶曉。版稅像潮水般湧入他的銀行賬戶。他重新過上了那種他曾以為永遠失去的奢侈生活。
但危險也如影隨形。
匿名的威脅信開始出現，有的信封裡裝著一顆子彈，有的畫著一個被吊死的火柴人。他在餐廳吃飯時，會有一個衣著體麵的陌生人“不經意”地撞到他，在他耳邊低語：“有些人，不喜歡被人寫進故事裡。”
他還經曆了兩次暗殺，被陳九派出的人打退。
他開始失眠，整夜整夜地做噩夢。
他知道自己並非什麼文學天才，隻是一個投機取巧的騙子，一個精準地抓住了時代情緒、並將其無限放大的煽動者。
他所有的“才華”，都建立在陳九提供的那一堆堆真實得令人發指的文件之上。
他愛上了這種成功帶來的眩暈感，卻也憎恨這種被操控的無力感。
寫完《市長之子》後，威爾遜曾有過一絲幻想，或許可以就此收手。他已經有了足夠的錢，下半輩子可以衣食無憂。他可以試著去寫一些真正屬於自己的、無關政治、無關陰謀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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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陳九沒有給他這個機會。
他拿來了第三份，也是迄今為止最危險的一份文件。
關於一個名叫漢森的美國間諜，如何在加州共濟會的策劃下，甚至在總統府高層的支持下，潛入英屬哥倫比亞，試圖策劃一場合並運動，最終讓美國將其吞並的完整記錄。
這不再是城市內部的腐敗，這是國家層麵的陰謀，是國際間諜活動。
如果說《市長之子》是往舊金山的池塘裡扔了一塊巨石，那麼寫這個故事，就是往美國和不列顛帝國之間那片看似平靜的海域，掀起海嘯。
他猶豫了。
他回電報拒絕了他，說這個題材太危險，自己處理不了。
陳九的回電隻有一句話：“你已經沒有選擇。看看你收到的威脅信，那些被你毀掉的人，你覺得他們會放過一個瘦弱的作家嗎？沒有我提供的住所和保護，你明天就會死。”
他開始動筆寫《哥倫比亞陰謀》。
這是在為民除害，還是在叛國？
他揭露的雖然是政府的陰暗麵，但這個故事一旦發表，勢必會損害美國的國際聲譽，甚至可能引發外交衝突。
他的讀者會怎麼想？那些曾將他視為民眾英雄的讀者，當他們發現他開始“攻擊”自己國家的“愛國行為”時，還會支持他嗎？
為了克服這種心理障礙，威爾遜將自己完全代入了一個記錄者的角色。他不去想後果，隻專注於事實本身。他把自己想象成一部機器，將陳九輸入給他的信息，精準地轉化成冷靜的、不帶感情的文字。
漢森，在他的筆下，不是一個傳統的英雄或惡棍。他是一個工具，一個被“昭昭天命”這個宏大概念所驅動的、失去了個人情感的國家機器零件。
威爾遜詳細地描繪他如何收買英國官員，如何偽造身份，如何蠱惑印第安人和當地華人，如何走私軍火，如何策劃襲擊活動。
現在，這本書終於問世了。
它即將在陳九的授意下，在美國和英國之間攪動風雲。
威爾遜已經寫了好幾本小說，他早已經意識到，有些事，一旦大規模傳播，就會無限被放大，引起即便是當事人也意想不到的輿論。
《黃土之下》給美國白人介紹苦力貿易，華工的故事，《市長兒子》挑動資本家、政客和底層民眾對立，引發罷工。
這次chen又想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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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南方，
重建時期的理想主義在血腥暴力中土崩瓦解。
隨著聯邦軍隊撤離南方各州，原本在共和黨支持下建立的黑人自治組織成為白人至上主義者的眼中釘。
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科爾法克斯，1873年的大屠殺陰影未散，而到1878年，私刑已成為白人暴徒“維持秩序”的日常手段。
黑人選舉權名存實亡，陪審團中鮮有黑人身影，甚至敢於為黑人辯護的白人法官也會收到絞刑威脅。
在田納西州孟菲斯，曾擔任地方稅務官的黑人議員以利亞·約翰遜在1878年11月遭蒙麵槍手射殺於自宅門前，凶手留下的紙條上寫著“黑鬼不該碰選票”。
同月，南卡羅來納州一名支持黑人教育的白人教師薩拉·惠特曼被吊死在教室黑板上，屍體旁塗鴉著“叛徒”。
這些格雷夫斯都心知肚明，否則他不會像一個喪家之犬一樣躲在這片土坡下麵。
作為南方最大的黑人自治組織和南方共和黨之間的聯絡人，作為一個白人，他現在是幾個州白人組織的頭號通緝犯。
有一整支騎兵隊伍在他屁股後麵追殺。
“真特麼該死，一群野狗。”
格雷夫斯喘了口氣，又踉踉蹌蹌地跑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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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參與重建時期立法工作的一個牧師哈提出了“向堪薩斯遷徙”的計劃。
他在密西西比河畔的隱秘聚會中宣講：“如果政府無法保護我們，我們必須走向自由之地！”
這一號召迅速在黑人社區傳播，但遷徙之路充滿危險：白人種植園主為防止勞動力流失，派武裝隊封鎖道路，宣稱“黑鬼的腳屬於棉花田”。
卡西米爾拍板，帶著三百名衛隊為遷徙之路作護衛武裝。
與此同時，聯邦政府的矛盾態度加劇了混亂。
總統雖公開譴責南方暴行並起訴用暴力阻止黑人選舉的凶徒，但在民主黨占據上風，控製國會後，不斷試圖撤銷聯邦監督選舉的法案。
“國家和政府已經幫不了我們了。”
卡西米爾高喊，更多黑人加入遷徙隊伍。
到1878年末，前前後後約2000多名黑人組成了“自由列車”，進行北遷路線，計劃沿密西西比河北上至堪薩斯州。
那裡曾是廢奴主義據點，且《宅地法》允許墾荒者獲得土地。
卡西米爾的黑人自治城鎮和格雷夫斯的參政計劃在這一年，全部宣告破產。
卡西米爾在日記中寫道：“或許堪薩斯不是終點，但我們必須讓下一代知道，有人曾試圖走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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