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文明的星河中，有兩部史書如雙子星座般永恒照耀——
司馬遷的《史記》與班固的《漢書》。
如果說《史記》是“通古今之變”的史詩，那麼《漢書》便是“究一代之治”的豐碑。
而鑄就此碑的，是一位經曆跌宕起伏、最終以生命殉文化的東漢奇才——
班固。
班固32—92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鹹陽）人。
他生於一個浸潤著史學基因的家族。
其父班彪，是西漢末年至東漢初年著名的學者，因不滿時人續補《史記》之作“多鄙俗”，遂“采前史遺事，旁貫異聞”，作《史記後傳》數十篇。
這部未竟之作，成為《漢書》最重要的藍本。
更值得玩味的是班氏家族與漢朝的特殊淵源。
其祖上班壹在秦末亂世中避居樓煩，以畜牧起家，至班況時以孝廉入仕，女兒被選入宮為婕妤，即那位“辭輦”的賢妃班婕妤。
這個家族既沐浴皇恩，又深諳曆史興衰。
班固的弟弟，是“投筆從戎”、“定遠西域”的班超；其妹班昭，則是中國第一位女曆史學家。
這樣一個集文武、男女才俊於一門的家族，注定要在曆史上留下濃墨重彩。
永平五年62年），一場突如其來的災禍改變了班固的人生軌跡。
正當他潛心續寫父著時，有人上書明帝，告發他“私改作國史”。
在皇權專製的年代，私修國史是重罪。
班固被逮捕，所有書稿被查抄。
然而，曆史的吊詭在於，這次牢獄之災反而成為他事業的轉機。
其弟班超“馳詣闕上書”，為兄申辯。
明帝閱罷查抄的書稿，不僅未動怒，反而“奇其才”，召班固至校書部，授蘭台令史。
這個掌管宮廷藏書、校勘典籍的職位，恰如為饑渴的學者打開了寶庫之門。
在蘭台，班固得以遍覽“石室金匱之書”，為《漢書》的修撰奠定了無可替代的文獻基礎。
擺在班固麵前的，是司馬遷留下的不朽高峰——
《史記》。
這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通史巨著，橫跨三千年，氣勢恢宏。
班固若亦步亦趨，終其一生也難以超越。
他的智慧在於開辟新徑——
變“通史”為“斷代”，專注西漢一朝二百三十年興衰。
這種選擇蘊含深意：東漢王朝需要一部專門記述前漢曆史的著作，以“宣漢”之盛，確立自身正統。
而斷代體恰好能深入、係統地梳理一代之典章製度、政治得失，這是通史體例難以兼顧的。
班固在《漢書·敘傳》中闡明宗旨：“漢紹堯運，以建帝業”，他要寫的不僅是一部史書，更是一部論證漢朝“天命所歸”的政治哲學著作。
《漢書》在繼承《史記》紀傳體基礎上，完成了體例的精密化與係統化：
1.本紀的嚴謹化：將項羽從“本紀”降入“列傳”，確立隻有正統帝王可入本紀的原則。
增設《惠帝紀》，補《史記》之缺。
2.表譜的創造性：最為人稱道的是新創《古今人表》與《百官公卿表》。
《古今人表》將上古至秦末人物分為九等，雖不免主觀，卻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係統的人物品評嘗試。
《百官公卿表》則清晰梳理秦漢官製演變，開創了“誌”中詳述官製的先河，成為後世研究漢代官僚體係的鑰匙。
3.“誌”的集大成：將《史記》“書”發展為“誌”，並極大擴充。
《漢書》十誌律曆、禮樂、刑法、食貨、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溝洫、藝文），堪稱一部漢代典章製度百科全書。
其中《地理誌》是中國第一部以疆域政區為主體的地理著作；
《藝文誌》則開創目錄學先河，係統分類先秦至西漢典籍，成為學術史研究的基石。
4.列傳的精細化：取消“世家”，並入列傳。
類傳設置更係統，如設《儒林傳》《酷吏傳》《貨殖傳》等。
尤為重要的是《西域傳》，得益於其弟班超經營西域的第一手資料。
記載了西域五十餘國的地理、物產、風俗，是研究古代中西交流的珍貴文獻。
班固生活在經學鼎盛的東漢前期，白虎觀會議將儒學徹底神學化、法典化。
作為蘭台令史、玄武司馬，他修史具有濃厚的官方色彩。
《漢書》開篇《高帝紀》即渲染劉邦“斬白蛇”等神話，確立劉氏“堯後火德”的天命譜係。
書中大量采用董仲舒“天人感應”說，災異祥瑞記載比比皆是。
這都服務於一個核心目的：論證漢朝“膺天之命”。
然而，班固並未完全淪為意識形態的傳聲筒。
在儒家正統框架下，他依然儘可能保持史家的“實錄”精神：
1.對統治集團的大膽揭露：在《外戚傳》中，他詳細記載呂後殘害戚夫人為“人彘”的暴行；
在《霍光傳》中，既肯定其“匡國家，安社稷”之功，也直言其“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的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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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莽傳》裡，用“曲折細事”揭露其篡漢全過程，堪稱一篇精彩的政變紀實文學。
2.對民生疾苦的深刻關懷：在《食貨誌》中，他詳細記載了西漢土地兼並、農民破產的殘酷現實；
在《貢禹傳》《鮑宣傳》中，借儒臣之口，痛陳“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的社會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