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居期間，盧植完成了《尚書章句》《三禮解詁》等經學著作，本想呈獻朝廷，恰逢董卓之亂，未能如願。
初平三年192年），袁紹取得冀州，拜盧植為軍師。
但不久，盧植病逝於軍中。
臨終前，他囑咐兒子：“葬我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
這位一生恪守儒家禮儀的大儒，最終選擇了最簡樸的葬禮——
這既是對東漢末世奢靡風氣的最後抗議，也是對自己悲劇人生的終極解嘲。
儘管《三國誌》記載劉備“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但盧植對他的影響是深層的。
劉備一生秉持的“以人為本”理念，對士人的尊重，對禮法的重視，都能看到盧植儒家教育的影子。
當劉備後來奔走天下時，他不僅是亂世梟雄，更是盧植政治理念的實踐者——儘管這實踐在亂世中顯得蒼白無力。
公孫瓚是盧植軍事才能的直接傳承者。
他在盧植門下“與劉備俱事盧植”，後來成為威震北疆的將領。
但公孫瓚將老師的軍事藝術用於軍閥混戰，最終走向暴虐，這與盧植“以戰止戰”的儒家戰爭觀背道而馳。
這對師生不同的命運，折射出亂世中儒家理想的困境。
除劉、公孫外，盧植門生故吏遍布朝野。
高誘《淮南子注》序言中提到盧植“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
這個學者群體，成為漢末清流的中堅。
盧植的遭遇，讓整個儒林對東漢政權徹底失望，客觀上加速了士人與皇權的疏離。
在中國曆史上，“儒將”為數不少，但盧植是特殊的存在：
1.學術與軍事的真正融合：不是“投筆從戎”的轉型，而是二者並重
2.儒家戰爭觀的實踐者：恪守“仁義之師”原則，不濫殺，重民心
3.經學對軍事的滋養：其“築圍鑿塹”戰術，有儒家“以禮治國”的穩重風格
將盧植與皇甫嵩對比，更能看出其獨特性：
比較維度：皇甫嵩vs盧植
出身：將門世家涼州三明之後）vs經學世家大儒馬融弟子）
軍事風格：善用奇謀火攻、突襲）vs重正兵圍城、斷糧）
政治智慧：明哲保身，屈從董卓vs堅守原則，抗爭到底
最終結局：病逝，得享哀榮vs被貶隱居，鬱鬱而終
曆史評價：“威震天下”的名將vs“儒者之雄”的悲劇
盧植的悲劇不是個人悲劇，而是製度性腐敗的必然結果：
1.宦官專權的惡果：左豐索賄不成即誣陷，皇權被宦官綁架
2.皇權的猜忌：靈帝寧願相信宦官，也不信任前線統帥
3.士人集團的無力：儘管有皇甫嵩力證，仍無法挽回局麵
盧植在世時即備受尊重。
董卓欲殺之，蔡邕急諫：“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
這“人之望也”四字，道出了盧植在士林中的地位。
範曄在《後漢書》中給予極高評價：
“風霜以彆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盧公之心，其猶涅而不緇乎？”
將其比作染不黑的素絲，讚譽其在亂世中堅守操守。
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通過劉備之口追憶：“昔從學於盧植，嘗聞忠義之道。”
小說還增加了盧植斥責董卓的戲劇性場麵，強化了其忠臣形象。
現代史學家更關注盧植的多重身份：
?田餘慶指出：“盧植的遭遇，標誌著東漢儒家士大夫與皇權最後一次真誠合作的失敗。”
?陳勇認為：“從盧植到劉備，漢末政治理想主義經曆了一個從追求到幻滅的過程。”
盧植的一生，是一部東漢士大夫精神的衰亡史。
他試圖在經學與軍事、忠誠與事功、理想與現實之間找到平衡，卻最終被時代的洪流淹沒。
當他站在廣宗城外，指揮若定時，他相信可以憑儒家智慧平定叛亂；
當他拒絕賄賂左豐時，他相信道義能戰勝貪婪；
當他直麵董卓時，他相信忠言能喚醒權臣。但每一次，現實都給了他殘酷的答案。
然而，正是這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堅持，使盧植超越了單純的悲劇人物形象，成為了漢末精神世界的坐標。
他的學生們——劉備、公孫瓚，以及無數受他影響的士人，在接下來的亂世中各自奔忙。
有的追求王道，有的淪為軍閥，但他們的精神源頭，都可以追溯到涿郡那個講授經義的學堂。
盧植的價值，不在於他取得了多少戰績這些戰績被宦官抹殺了），而在於他提供了一個亂世中的道德參照：
當所有人都隨波逐流時，還有人堅持原則；當賄賂公行時，還有人廉潔自守；當強權橫行時，還有人挺身抗議。
在廣宗的那個夏天，如果左豐沒有索賄，如果盧植攻克了城池，東漢的曆史是否會改變？
這已無法假設。
但我們可以確知的是：在漢王朝最後的時光裡，曾有一位儒者，試圖用經書和刀劍同時拯救這個帝國。
他失敗了，但他的失敗，比許多人的成功更值得銘記。
盧植墓前無豐碑，但他的名字，早已鐫刻在中國士大夫精神史的最深處。
他提醒著後人：有些失敗，比成功更接近偉大；有些堅守，在崩壞的時代裡，本身就是對崩塌最有力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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