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是周日，沈念秋不用去學校，一家人在家休息。上午，陳向東和幾個文學青年來了，還帶來了一個好消息——他們自己刻印的地下刊物《新芽》竟然被省城一家民間文化機構注意到了，邀請他們參加下個月的城市青年文化沙龍。
“秦師傅，他們特彆提到你，說想聽聽手藝人的創作體驗。”陳向東興奮地說，“沙龍是開放式的，各行各業的人都可以去講講。”
秦建國有些猶豫：“我上去講什麼？我又不會演講。”
“就講你怎麼從木頭想到寫作，怎麼把手工的體驗變成文字。”一個戴眼鏡的女青年說，“這多特彆啊！現在大家都在談‘跨界’，您這就是最真實的跨界。”
沈念秋也鼓勵他：“去試試吧，就當見見世麵。石頭我帶著，沒事。”
事情就這麼定下了。沙龍在兩周後的周末，秦建國有足夠時間準備——或者說，他決定不“準備”什麼講稿，就帶幾件自己的小木雕，說說真實的過程和困惑。
周一上班時，秦建國接到一個意外的電話。是省工藝美術研究所的顧研究員打來的，直接打到了文化宮辦公室。
“小秦啊，我昨天整理資料，又想起你那個棗木小件。”顧研究員的聲音通過電話線傳來，有些失真但很親切，“所裡下個月有個小型的內部觀摩會，主要展示一些非傳統的工藝探索。我想借你那兩件小作品來展出，不知你方不方便？”
秦建國握著聽筒的手緊了緊：“顧老師，我那隻是隨手做的，還不成熟……”
“要的就是不成熟。”顧研究員笑了，“成熟的、完美的作品博物館裡多的是。我們想看的恰恰是探索過程中的痕跡。你放心，就是內部交流，不評獎，不發表，就是同道人看看。展完給你寄回去。”
秦建國答應了。掛掉電話後，他在辦公室站了好一會兒。省工藝美術研究所的內部觀摩會——這比他想象的走得更遠、更快。
中午吃飯時，他把這事告訴了劉木匠。老師傅聽完，慢慢扒了幾口飯，才說：“建國，你這一步一步的，走得比我們這些老家夥快了。是好事，但也得穩當點。手藝人的根在手上，腳在地上。飛得太高，彆忘了低頭看看手裡的家夥什還在不在。”
這話意味深長。秦建國鄭重地點頭：“劉師傅，我記下了。不管走到哪，我每天該乾的活兒一樣不會少，該練的基本功一樣不會丟。”
下午，他比往常更專注地投入一件老家具的修複——一個民國時期的梳妝台，鏡框的雕花殘缺了三分之一。傳統的做法是補配新料，重新雕刻，力求恢複原貌。但秦建國看著那些殘缺，忽然想：為什麼一定要“恢複”呢？殘缺本身不也是一種曆史痕跡嗎？
他決定嘗試一種新方法：用顏色略淺的新木料補上缺失的部分，但隻做最簡單的平麵處理，不模仿原有的雕花。新舊對比明顯，殘缺處就讓它殘缺。修複完成後，梳妝台呈現出一種奇特的誠實——哪裡是原來的，哪裡是後補的，一目了然。
周師傅過來看時，眉頭皺了起來：“建國，你這……客人能滿意嗎？人家拿來修，就是想修得像新的一樣。”
“我留了紙條說明修複理念。”秦建國說，“如果客人不滿意，我再按傳統方法重做。”
令人意外的是，兩天後客人來取貨時，端詳了半天，竟然說：“這樣挺好。原來的雕花是民國風格，補的部分是現代手法，放在一起，倒像在對話。有點意思。”
這件小事給了秦建國信心。無論是木工還是寫作，誠實可能比完美更重要。誠實地麵對材料的本性，誠實地表達自己的局限，誠實地呈現過程而非掩蓋過程。
周末的文學沙龍前一天晚上，秦建國把要帶去的幾件小木雕打包：棗木的、雷擊木的，還有一個新做的、用邊角料拚貼的小浮雕。他依然沒有寫講稿，隻在筆記本上列了幾個關鍵詞：手與眼的記憶、材料的語言、從做到寫、不完美的價值。
沈念秋幫他檢查行李，往包裡塞了一包餅乾：“明天要講一上午，中間餓了墊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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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點緊張。”秦建國坦白。
“緊張是正常的。”沈念秋握住他的手，“但你想想，你比那些純粹的理論家有優勢——你說的每句話，都有手上的繭子做證明。”
這話讓秦建國踏實下來。是啊，他不是去講什麼高深理論，就是去說說一個普通手藝人的真實體驗。這個，沒人比他更懂。
周六清晨，秦建國坐上了去省城的早班車。車窗外，田野正在由綠轉黃，早稻該收了。路邊的村莊升起嫋嫋炊煙，偶爾能看到農民趕著牛車下地。這些景象他看過無數遍，但今天看時，心裡多了一層理解——這就是他所在的大地，他筆下人物的生活背景。他的寫作和雕刻，都該從這片土地裡長出來，而不是從書本或空想裡飄下來。
省城的青年文化沙龍在一處舊倉庫改造的空間舉行。出乎秦建國意料，來的人不少，有近百個，大多是年輕人，穿著當時時髦的喇叭褲、花襯衫，也有像他這樣樸素打扮的。現場布置得很簡單，幾排長凳，前麵一個講台，牆上掛著些抽象畫和攝影作品。
陳向東他們已經在門口等著了。見到秦建國，趕緊迎上來：“秦師傅，您可來了！今天您排第三個講，前麵是位詩人，後麵是搞搖滾樂的。”
“搖滾樂？”秦建國第一次聽說這個詞。
“就是……一種新音樂，特彆帶勁！”一個頭發有點長的男青年解釋。
沙龍開始了。第一位演講者是個年輕詩人，激情澎湃地朗誦了自己的作品，講“意象的爆炸”和“語言的突圍”。秦建國聽得半懂不懂，但能感受到那股要衝破什麼的勁兒。
輪到秦建台上時，他深吸一口氣，把帶來的小木雕一件件擺在講台上。台下投來好奇的目光。
“我叫秦建國，是個木雕匠人，業餘寫點東西。”他開口，聲音起初有點緊，但慢慢放鬆下來，“今天我不講理論，就給大家看看我做的幾件小東西，說說做它們時我在想什麼。”
他拿起棗木小件：“這是第一件我完全‘由著性子’做的東西。沒有草圖，沒有計劃，就是想試試不為了什麼目的，隻是跟著木頭的感覺走。做的時候，我發現了蟲蛀的孔，本來該避開，但我把它留下了，還順著刻了幾刀。結果這些蟲孔成了作品的一部分，像是……時間在木頭上打的標點符號。”
台下安靜下來。有人往前探身，想看清楚那個小木雕。
秦建國又拿起雷擊木小件：“這塊木頭被雷劈過，一半碳化了。按傳統看法是廢料。但我好奇，災難在材料上留下的痕跡，能不能也成為美的一部分？刻的時候，我特彆小心地處理碳化和活木的交界處——那是死亡與生命的邊界。刻完我發現，最打動我的恰恰是那個過渡地帶，模糊、掙紮，但又頑強。”
他開始講自己如何從木工轉向寫作：“做木工久了，手會有記憶。拿刀的力度，刨木的角度，磨砂的節奏——這些都會長在身體裡。後來我開始寫作，發現寫字也有類似的感覺。好的句子要有‘手感’，就像好的雕刻要有‘刀感’。不同的是，木頭會反抗，會出意外；而文字太聽話了，你想讓它什麼樣，它就能什麼樣。這反而容易讓人迷失……”
秦建國講了二十分鐘，沒有高深術語，全是具體的體驗。講完後，台下響起了掌聲。提問環節，一個戴眼鏡的女青年問：“秦師傅，您覺得傳統手藝在現代社會該怎麼活下去？是堅守原樣，還是徹底改造？”
這是個尖銳的問題。秦建國想了想，說：“我覺得就像我修那個梳妝台。傳統是那部分老雕花，現代是我們這些活在今天的人。完全恢複原樣，是假裝時間沒走過；完全拋棄傳統，是切斷自己的根。也許可以試試——讓新舊並存，誠實對話。老雕花殘缺了，補的新料就大大方方是新的，不假裝是老貨。這樣，每個時代都在作品上留下自己的簽名。”
又有人問：“您寫作和做木工，哪個更難？”
“都難，但難的方麵不一樣。”秦建國說，“木工難在手上功夫，要經年累月地練；寫作難在心上功夫，要直麵自己的誠實和勇氣。有時候，手上功夫到了，心上功夫沒到，做出來的東西就隻是‘工巧’沒有‘心巧’。反過來，想法很多但手上功夫不到，也表達不出來。”
沙龍結束後，好幾個年輕人圍過來，要仔細看他的小木雕。那個搞搖滾樂的長發青年拿著雷擊木小件，看了很久，說：“這東西有勁。就像我們的音樂，不完美，有噪音，但真實。”
回程的車上，秦建國感到一種深深的疲憊，但也充實。他今天沒有講什麼驚人之語，但說出的每句話都來自真實體驗。這讓他確信，自己的路沒錯——不在理論的高處飄著，而在實踐的地上走著。
回到家已是傍晚。石頭撲上來，沈念秋在廚房裡炒菜，油鍋刺啦作響，滿屋生香。嶽父在聽收音機裡的評書，嶽母在縫補衣裳。一切都和往常一樣，但秦建國覺得，自己心裡有些東西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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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飯時，他講了沙龍的情況。沈青山聽完，點點頭：“你講得實在，這好。現在有些人，一開口就是新名詞，聽得人雲裡霧霧。咱們老百姓，就愛聽實在話。”
臨睡前，秦建國翻開素材本，寫下今天的新感悟：
“在省城倉庫裡，麵對那麼多有學問的年輕人，我忽然不緊張了。因為我發現，最珍貴的東西不在書本裡，而在手上、眼裡、心裡。我四十多年的人生，那些和木頭打交道的光陰，那些觀察普通人的時刻，就是我的‘理論’。它可能不成體係，但真實。”
“那個搞搖滾的青年說我的木雕‘有勁’。我喜歡這個詞。不是美，不是精致，是‘有勁’。生活本身就有勁，藝術要做的是把這種勁提純出來，讓人看見。”
寫完這些，他合上本子，看向窗外。夜已深，鄰居家的燈光一盞盞熄滅。遠處偶爾傳來幾聲犬吠，更遠處是隱約的火車汽笛。這個八十年代中期的夜晚，平靜，但底下湧動著無數人的努力、夢想、探索。每個人都在尋找自己的語言，用自己的方式回應這個正在劇變的時代。
秦建國知道，他找到了自己的方式——不是成為純粹的匠人，也不是成為專業的作家，而是成為那個站在兩者之間的人，用刻刀和筆，記錄手藝的溫度，書寫普通人的光芒。這條路剛剛開始，但方向清晰了。
他吹滅台燈，躺下。黑暗中，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掌心因長年握刀形成的繭子。那些繭子硬硬的，是他所有語言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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