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春城還是一片冰天雪地，秦建國的工作室裡卻熱火朝天。
二十件加單作品已經完成了一半。有了第一次的經驗，這次他做得更加得心應手。除了延續“四季”係列，他還嘗試了一些新題材：鬆花江上的漁舟、長白山下的木屋、老火車站鐘樓——都是春城人熟悉的景象，但用抽象的木藝語言表現出來，竟有種陌生的詩意。
周明遠來過兩次，每次都帶著不同的人。一次是省工藝美術廠的廠長，想請秦建國去當技術指導；一次是報社的記者，要寫一篇關於“新時代手藝人”的報道。
“你現在是小有名氣了。”周明遠第三次來時，半開玩笑地說。
秦建國正在打磨一件新作品《渡》，用的是一塊帶蟲洞的老榆木。“都是周老師提攜。”
“我提攜沒用，關鍵是你自己有東西。”周明遠正色道，“對了，說正事——區裡展覽定在三月十五號，市工人文化宮。你的五件作品，我建議再加兩件新的。”
“我已經準備好了。”秦建國從工作台下取出兩件用布包著的作品，“一件叫《破》，一件叫《立》。”
周明遠揭開布，眼睛一亮。《破》是用一塊有裂痕的棗木雕的，裂痕被巧妙處理成破土而出的軌跡；《立》則是整塊椴木，隻簡單刻了幾道垂直線條，卻有種向上的力量感。
“好！好一個破立！”周明遠拍案叫絕，“這正是我們時代的精神！改革開放，不就是破舊立新嗎？”
他當即決定把這兩件作為展覽的重點作品。“位置我給你留最好的，在入口處第一展櫃。”
送走周明遠，秦建國看著牆上的日曆。二月二十號了，離沈念秋學校放暑假還有四個月，但他們的南行計劃得提前準備起來。
晚上吃飯時，他跟沈念秋商量：“我想三月份展覽結束後就去南方，那時候春城開化，路好走些。你學校那邊，能請假嗎？”
沈念秋想了想：“我們大四下學期主要是實習和畢業論文，時間比較自由。我跟導師說說，應該能請出半個月假。”
“那好，咱們就定在三月底出發。”秦建國說，“我算過了，外貿局的訂單三月中旬能全部完成，展覽也在那時候。時間正好銜接。”
沈青山放下筷子：“去南方看看是好事，但有幾件事你們得注意。”
“爸您說。”
“第一，介紹信要開好。單位介紹信、街道介紹信，最好再讓學校開個調研證明。第二，錢要分開帶，不要都放一起。第三，南方的規矩和北方不一樣，說話辦事要謹慎。”
沈母也叮囑：“聽說廣州那邊熱，帶點清涼油、仁丹。還有，吃東西要小心，彆亂吃生冷的。”
石頭似懂非懂地聽著，突然冒出一句：“爸爸，南方有大象嗎？”
一家人都笑了。秦建國抱起兒子：“南方沒有大象，但有大海，有椰子樹，有爸爸沒見過的很多木頭。”
“那我能去嗎？”石頭眼巴巴地問。
沈念秋摸摸兒子的頭：“這次不行，路太遠了。你在家陪姥姥姥爺，等爸爸回來給你帶椰子糖。”
石頭嘟起嘴，但很懂事地沒鬨。這孩子從小跟著父母奔波，比同齡孩子更明白“不容易”三個字的意思。
三月初，秦建國完成了外貿局的全部訂單。陳處長驗收時，特意帶了個日本商人來。
日本人叫山本，五十多歲，戴金絲眼鏡，會說一點中文。他看到秦建國的作品，眼睛立刻亮了，用生硬的中文說：“這個，很有禪意。”
山本一件件仔細看，不時通過翻譯詢問創作理念。當聽到“木頭的語言”這個說法時，他頻頻點頭：“在日本，我們叫‘木の魂’——木頭的靈魂。秦先生的作品，有靈魂。”
最後，山本當場訂了五十件，要求半年內交貨，價格比外貿局的收購價高出三成。更讓秦建國意外的是，山本還提出要簽長期合作協議。
“如果這批貨在日本市場反響好，我們公司希望成為秦先生的獨家代理。”翻譯轉達山本的話。
秦建國沒有立刻答應。他請陳處長幫忙溝通：“感謝山本先生賞識，但我想先專注完成現有訂單。合作的事，等我從南方考察回來再詳談，可以嗎？”
陳處長翻譯過去，山本不但沒生氣，反而更加欣賞：“秦先生是認真做事的人。好，我等你從南方回來。”
送走山本，陳處長拍拍秦建國的肩：“你小子行啊，知道吊胃口了。不過做得對，跟日本人做生意，不能太急。”
“不是吊胃口，是真需要時間。”秦建國誠懇地說，“我的技藝還需要打磨，對市場也不了解。這次去南方，就是想看看現在的工藝美術到底發展到什麼程度了。”
陳處長點頭：“有這個清醒認識就好。對了，你要去南方，我倒是可以給你介紹幾個人。”
他從筆記本上撕下一頁，寫了幾個名字和地址：“這是廣州外貿公司的老李，深圳工藝品進出口公司的小王，還有福州木雕廠的張師傅。都是老朋友，你提我的名字，他們會接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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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建國鄭重接過紙條：“謝謝陳處長。”
“彆謝我，我是投資。”陳處長笑道，“你現在是我的‘潛力股’，我當然希望你走得越遠越好。”
三月十五號，區工藝美術展覽如期開幕。
那天春城難得地出了太陽，積雪開始融化，屋簷下滴滴答答。工人文化宮門口拉起了紅綢橫幅：“道外區第一屆民間工藝美術展”。
秦建國一家都去了。沈青山特意請了半天假，沈母給石頭換了新棉襖，沈念秋則穿上了那件棗紅色毛衣——這是秦建國用第一筆訂單的錢給她買的。
展廳裡人不少，有乾部模樣的，有藝術氣質的，更多的是普通市民。改革開放後，文化生活逐漸豐富，這種展覽對春城人來說還是新鮮事。
秦建國的七件作品放在入口右側的獨立展櫃，位置果然顯眼。周明遠親自寫的介紹牌：“青年木藝家秦建國作品——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尋找木頭的語言。”
不少人圍在展櫃前。《破》和《立》最引人注目，有個戴貝雷帽的老先生看了很久，問旁邊的人：“這是哪位大家的作品？有點羅丹的影子，又完全是中國的味道。”
周明遠正好走過來，介紹說：“這是秦建國，我們本地的青年藝術家。”
老先生轉向秦建國，伸出手：“我是省美術家協會的劉振邦。秦先生，你的作品很有想法。”
秦建國連忙握手：“劉老師過獎，我還在學習。”
“不是客氣話。”劉振邦認真地說，“我看過很多所謂‘創新’的作品，大多是形式上的拚湊。你的不一樣，是從內裡長出來的新。這種作品，有生命力。”
正說著，一個意想不到的人出現了——趙大勇，那個在工商局排隊時認識的修車鋪老板。
“秦兄弟！”趙大勇穿著件洗得發白的工作服，顯然是從鋪子直接過來的，“我聽說展覽有你作品，特意來看看。”
秦建國很感動。一個修車師傅，大白天關店來看展覽，這份情誼難得。
趙大勇不懂藝術，但說得實在：“我不懂那些大道理，就覺得你這木頭刻得……真。你看這個，”他指著《承》，“就像我爹那雙手，乾了一輩子活的手。”
這句話讓秦建國心頭一震。藝術的最高評價，或許不是專家的讚美，而是普通人的共鳴。
展覽進行到一半時，區領導來了。帶隊的是區委書記，一個頭發花白的老乾部。他在秦建國的展櫃前停留了很久，問了很多問題：用什麼工具，學藝幾年，對未來有什麼打算。
最後，書記說：“秦建國同誌，你這種自力更生、發揮特長的精神，值得提倡。區裡正在研究扶持個體經濟的政策，你這樣的典型，我們要好好宣傳。”
當天下午，區廣播站就派記者來采訪。第二天，《春城日報》第二版登出了報道，標題是《從木匠到藝術家——個體戶秦建國的轉型之路》。
秦建國買了好幾份報紙，一份給父母，一份給嶽父母，一份自己留著。沈念秋把報紙仔細地夾在相冊裡：“這是咱們家的曆史。”
展覽持續了三天，秦建國的七件作品被標注為“非賣品”，但仍有好幾個人私下詢問價格。有個南方來的商人開價五百元一件，想全部買走。
秦建國婉拒了：“這些作品是我這個階段的總結，不賣。”
商人加價到八百，秦建國還是搖頭。
“那你以後的作品賣不賣？”商人問。
“賣，但得等我從南方回來，有新的創作。”秦建國說。
商人留下名片：“好，我等你。秦先生，你的東西，在南方一定有市場。”
三月二十號，秦建國和沈念秋開始準備南行的行裝。
沈母給他們縫了兩個貼身口袋，用來裝錢和重要證件。沈青山找學校開了介紹信，又寫了幾個南方老同學的聯係方式。
“這兩個在廣州，一個在深圳，都是大學教授。萬一遇到困難，可以找他們。”沈青山說。
秦建國的工作室暫時交給徒弟小趙照看。小趙是他從文化宮帶出來的，十九歲，手巧肯學，看店和接些簡單活計沒問題。
“師傅你放心，我保證每天開門，訂單我都記在本子上了。”小趙認真地說。
臨行前一晚，秦建國和沈念秋都睡不著。
“緊張嗎？”沈念秋輕聲問。
“有點。”秦建國老實說，“就像……就像第一次上山找參，知道前麵有好東西，但不知道路上會遇見什麼。”
“我倒不緊張，就是興奮。”沈念秋翻了個身，麵對著他，“建國，你說南方到底是什麼樣子？真的滿街都是個體戶嗎？真的能隨便買賣東西？”
“去了就知道了。”秦建國握住她的手，“不管南方什麼樣，咱們一起去看看。”
三月二十二號，清晨五點，天還沒亮。
秦建國和沈念秋提著簡單的行李出了門。沈青山推著自行車送他們去火車站，沈母抱著石頭跟在後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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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站人山人海。八十年代初，出行主要還是靠火車，春運雖然過了，但人依然多。大包小包的行李，拖家帶口的旅客，混合著香煙、汗水、食物和各種說不出的氣味。
“路上小心，到了就打電話。”沈青山叮囑。家裡沒電話，但可以打到學校傳達室。
“爸，媽，你們回去吧。”秦建國說，“石頭，聽姥姥姥爺話。”
石頭緊緊摟著爸爸的脖子，小聲說：“爸爸，彆忘了椰子糖。”
“忘不了。”
汽笛長鳴，綠皮火車緩緩啟動。秦建國和沈念秋擠在車窗前，向站台上的家人揮手，直到人影變成小點，最後消失。
找到座位，放好行李，兩人才鬆了口氣。硬座車廂，一排三個人，他們坐在靠窗的位置，中間是個去天津探親的大娘。
火車哐當哐當地前進，窗外的景色從城市的燈光變成郊區的平房，然後是廣闊的田野，覆蓋著殘雪。
“要坐多久？”沈念秋問。
“到廣州，三天兩夜。”秦建國看了看車票，“中間在天津、徐州、武漢轉車。”
那個年代，沒有直達車，每一次轉車都是一場戰鬥。
第一段路程還算順利。到了天津站，他們有兩個小時轉車時間。秦建國護著沈念秋擠出人群，找到去徐州的車次，在站台上買了兩個燒餅充饑。
“跟我想象的南方之行，好像不太一樣。”沈念秋啃著燒餅，苦笑著說。
秦建國也笑了：“這就是真實的中國。十幾億人，大多數都是這樣出行的。”
第二段車程開始擁擠。徐州是大站，上車的人比下車的人多得多。過道裡站滿了人，行李架上塞得滿滿的，連座位底下都躺著人。
夜裡，車廂裡彌漫著泡麵味、腳臭味、孩子的哭鬨聲。秦建國讓沈念秋靠著自己睡，自己睜眼守著行李。
黑暗中，他想起前世。也是這樣擁擠的火車，隻不過方向相反——是從雲南回春城。那是1979年，知青大返城，他擠在火車連接處，站了三天三夜。那時候心裡隻有迷茫：回城後怎麼辦？工作在哪裡？未來在哪裡？
而現在，同樣是長途跋涉，心境卻完全不同。他知道要去哪裡，知道要做什麼，身邊有愛的人，前方有明確的目標。
這就是重生的意義吧——不是改變世界，而是在同樣的時代裡，活出不同的可能。
天快亮時，火車停靠在武漢站。秦建國搖醒沈念秋：“到了，要換車了。”
兩人提著行李下車，隨著人流走出站台。武漢的清晨比春城暖和許多，空氣中已經有了春天的氣息。
“離南方又近了一步。”沈念秋深吸一口氣。
在武漢站，他們遇到了第一個意外。
去廣州的車票買不到了——不是沒票，是售票處說他們的介紹信有問題。
“你們這個介紹信，隻能到武漢，不能到廣州。”售票員板著臉說。
秦建國心裡一沉。介紹信是沈青山托關係開的，按理說全國通用，但各地執行標準不同。
“同誌，通融一下，我們是去廣州考察的。”秦建國試圖解釋。
“不行，這是規定。”售票員不為所動。
後麵排隊的人開始催促。秦建國拉著沈念秋退到一邊，兩人都有些著急。
“怎麼辦？要不給爸的同學打電話？”沈念秋問。
秦建國想了想，從貼身口袋裡掏出陳處長給的紙條：“先不麻煩彆人。陳處長不是介紹了廣州外貿公司的老李嗎？試試看。”
火車站旁邊就有郵局。秦建國排了半個小時的隊，終於接通了廣州的長途電話。
“喂，李主任嗎？我是春城秦建國，陳處長介紹我找您的……”
電話那頭傳來爽朗的聲音：“小秦啊！老陳跟我說了。你們到哪兒了？”
“在武漢，買不到去廣州的車票，介紹信出了問題。”
“嗨，這事簡單。你在武漢站等著，我找人接你。”李主任很乾脆，“我有個朋友在武漢鐵路局，讓他幫你辦。”
掛了電話，秦建國鬆了口氣。沈念秋問：“怎麼樣？”
“解決了。李主任說讓人來接我們。”
一個小時後，一個穿鐵路製服的中年人找到他們：“是秦建國同誌嗎？李主任讓我來的。”
中年人帶他們走了特殊通道，直接上了去廣州的列車，還安排了兩個臥鋪。
“臥鋪！”沈念秋進了包廂，簡直不敢相信。這年頭，臥鋪票比硬座難買十倍，不是有關係根本買不到。
秦建國也感慨：“這人情欠大了。”
“老李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彆客氣。”鐵路同誌擺擺手，“到了廣州，代我問老李好。”
火車再次啟動。臥鋪車廂安靜多了，也乾淨多了。秦建國和沈念秋安頓下來，終於能好好休息。
“看來，咱們這趟南行，注定不會平凡。”沈念秋靠在枕頭上說。
秦建國望著窗外飛馳而過的田野，輕聲說：“這才剛剛開始。”
火車向南，一路向南。過了長沙，氣溫明顯升高；過了韶關，已經能看到綠色的山巒和不同於北方的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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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下午，廣播裡響起：“旅客朋友們，廣州站就要到了……”
秦建國和沈念秋收拾好行李，站在車窗前。窗外，城市的輪廓漸漸清晰——不是春城那種方正正的蘇式建築，而是密密麻麻的樓房，高低錯落，有些還搭著腳手架在建。
更讓他們震撼的是色彩。北方城市的主色調是灰、白、褐，而廣州，竟然有那麼多鮮豔的顏色：樓房的彩色瓷磚、店鋪的亮色招牌、行人穿的花襯衫……
“我的天……”沈念秋喃喃道。
火車緩緩進站。廣州站比春城站大得多，人也多得多。一下車，熱浪撲麵而來——三月底的廣州，已經像春城的夏天。
“秦建國同誌！”站台上，一個穿短袖襯衫、戴眼鏡的中年人舉著牌子。
“李主任？”秦建國迎上去。
“叫我老李就行！”李主任熱情地握手，“一路辛苦！這位是弟妹吧？歡迎歡迎！”
老李開著一輛上海牌轎車——這在北京都是稀罕物，在廣州更是身份的象征。車子駛出火車站，開進廣州的街道。
秦建國和沈念秋趴在車窗上，眼睛都不夠用了。
街上到處都是人。騎自行車的，走路的，推著小車的。街邊的店鋪一家挨著一家，賣服裝的、賣電器的、賣日用品的，櫥窗裡琳琅滿目。更讓他們震驚的是，很多店鋪門口掛著“個體經營”的牌子，有的還寫著“歡迎議價”。
“這裡是中山路，廣州最繁華的商業街之一。”老李介紹道，“你們看，左邊那棟樓是南方大廈，國營的；右邊這些小店，都是個體的。”
沈念秋指著窗外：“那些人在乾什麼？”
街角，一群人圍著一個戴蛤蟆鏡的年輕人，年輕人手裡拿著一些花花綠綠的東西在吆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