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洋的季風裹挾著灼熱的水汽，拍打著“非洲之角”漫長的海岸線。在奧比亞蘇丹國治下一個小型沿海定居點——霍比亞附近，意大利科斯塔東非特許開發公司的商站旗幟有氣無力地垂在旗杆上。幾年來的經營，讓這片土地對意大利人而言已不再陌生，但距離“馴服”還相差甚遠。公司的貿易點如同稀疏的釘子，勉強楔入這片由古老部落和蘇丹國統治的土地，時常麵臨著走私者的競爭、部落間的摩擦，以及當地統治者若即若離的警惕。
公司派駐此地的經理，一個名叫安東尼奧·法布裡的小個子意大利人，正焦躁地在悶熱的辦公室裡踱步。他的桌上攤著一份損失報告：一支由公司雇傭的、馱載著布匹、槍支和廉價工業品的商隊，在前往內陸的途中遭到“不明身份”武裝分子的襲擊，貨物被劫掠一空，兩名意大利押運員和數名當地挑夫“不幸罹難”。這已是三個月內的第三起嚴重事件了。
法布裡知道，有些風險是生意的一部分。但他更清楚羅馬總部，尤其是那位掌控著科斯塔集團和整個王國走向的首相大人，對這片土地的期望絕不僅僅是蠅頭小利。持續的損失和停滯不前的擴張，已經引來了熱那亞總部不滿的質詢。他需要一場“突破”，而混亂往往是突破的最佳溫床。
他召見了商站的保安隊長，一個在突尼斯和厄立特裡亞都待過的老兵卡爾洛。“卡爾洛，我們需要一個理由，一個能讓海軍的大炮開口說話的理由。”法布裡的眼神閃爍著精明的光芒。
卡爾洛心領神會：“經理先生，奧比亞蘇丹的稅收官最近越來越貪婪，而且有傳言說，襲擊我們商隊的土匪，得到了蘇丹宮廷裡某些人的默許……”
“證據呢？”法布裡問。
“證據可以找到，或者……製造。”卡爾洛壓低聲音，“我們可以安排一次‘挑釁’，比如讓一隊‘土匪’在靠近蘇丹衛隊巡邏路線的地方，‘襲擊’我們的一個物資倉庫。然後，我們的人‘英勇’擊退他們，並‘恰好’俘獲一兩個活口，他們自然會指認是受了蘇丹的指使。”
計劃在隱秘中進行。幾天後，一場精心編排的“衝突”如期上演。科斯塔東非特許開發公司位於霍比亞以南的一個小型貨棧遭遇“襲擊”，駐守的意大利保安和雇傭兵“奮起反擊”，擊斃數名“匪徒”，並“活捉”了一名頭目。經過“緊急審訊”，這名頭目“供認”是受了奧比亞蘇丹一位親信大臣的指使，目的是驅逐意大利商人，獨占貿易利益。
消息被迅速誇大，通過公司的特殊渠道傳到了在索馬裡沿海巡弋的意大利海軍艦艇“雷霆”號上，並即刻轉發至羅馬的海軍部和首相府。報告裡充斥著“意僑生命財產受到嚴重威脅”、“當地政府縱容甚至參與暴行”、“秩序已然崩潰”等字眼。
在羅馬首相府，亞曆山德羅·科斯塔接到報告時，隻是淡淡地掃了一眼，便對海軍次長吩咐道：“時機到了，按照預定方案執行。動作要快，姿態要強硬，但範圍要控製好，避免過度刺激倫敦和巴黎。”
命令下達。“雷霆”號巡洋艦和另一艘炮艇“箭矢”號立刻拔錨，氣勢洶洶地駛向奧比亞蘇丹國的主要港口馬爾卡。湛藍的海麵上，鋼鐵戰艦的航跡如同利刃劃破絲綢。
當意大利戰艦出現在馬爾卡港外時，這座古老的港口城市陷入了一片恐慌。蘇丹的宮廷裡亂作一團，派出的使者乘坐小船靠近意大利戰艦，試圖解釋和安撫，但得到的隻是冰冷的最後通牒：要求奧比亞蘇丹在二十四小時內，嚴懲襲擊意大利商隊的元凶，賠償所有損失，並保證今後意大利商人的絕對安全，允許意大利軍隊進駐關鍵地點以“保護僑民”。
這些條件無異於要求蘇丹放棄主權。奧比亞蘇丹既憤怒又恐懼，他試圖拖延時間，指望部落武裝能進行一些象征性的抵抗，或者能有其他外部乾預儘管這希望渺茫）。
二十四小時的期限一到，回應未能讓意大利人滿意。“雷霆”號巡洋艦側舷的炮口噴吐出火焰和濃煙，沉重的炮彈呼嘯著砸向港口簡陋的防禦工事和蘇丹宮殿附近的空地。爆炸聲震耳欲聾，土木結構的建築在火光中坍塌，濃煙滾滾升起。這並不是毀滅性的炮擊，而是一種精準的威懾，意在摧毀抵抗意誌，而非屠城。
炮擊持續了不到半小時。當硝煙稍稍散去，意大利海軍陸戰隊的兩艘小艇載著全副武裝的士兵，迅速衝灘登陸。他們幾乎沒有遇到像樣的抵抗，蘇丹有限的衛隊早已在炮擊中潰散。陸戰隊士兵迅速控製了港口和通往蘇丹宮殿的道路。
在刺刀的“護衛”下，驚魂未定的奧比亞蘇丹被“請”到了談判桌前。意方代表是“雷霆”號的艦長和一位從羅馬緊急派來的殖民事務部官員。桌上擺著的是一份早已擬好的《保護條約》草案。
條約的條款苛刻而徹底：奧比亞蘇丹國承認意大利王國的“保護”；意大利獲得在奧比亞全境駐軍、征稅、控製外交和對外貿易的權力；蘇丹保留名義上的統治地位和部分內部自治權，但一切重大決策需經意大利駐節官批準；將沿海包括霍比亞、馬爾卡在內的大片戰略要地“租借”給意大利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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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過程與其說是談判，不如說是通知。蘇丹在巨大的軍事和政治壓力下，除了顫抖著在文件末尾用阿拉伯文簽下自己的名字並蓋上印璽，彆無選擇。儀式在一種屈辱和壓抑的氣氛中草草結束。
幾乎在同一時間，類似的劇本在米朱提因蘇丹和其他幾個較小的酋長國上演。意大利的軍艦和陸戰隊，以驚人的效率，沿著索馬裡海岸線快速推進，利用當地勢力之間的矛盾和絕對的武力優勢，迫使他們一個接一個地簽訂了城下之盟。
1879年9月下旬，意大利殖民事務部正式對外宣布：為保護意大利在東非的合法商業利益和僑民安全，經與索馬裡沿海各蘇丹國和部落“友好協商”，意大利王國已在非洲之角建立“意屬索馬裡蘭保護國”。地圖上，一片沿著亞丁灣南岸和印度洋沿岸的狹長地帶，被染上了意大利的綠白紅三色。
正如亞曆山德羅所預料，英法兩國的反應相對平淡。倫敦和巴黎的外交部均發表了措辭謹慎的聲明，表示“關注”事態發展，呼籲“尊重當地居民權益”，但並未提出實質性的抗議或乾預。在他們看來，這片貧瘠的、主要以遊牧和少量香料貿易為主的土地，戰略價值遠不如埃及、印度或者阿爾及利亞，讓急於擴張的意大利人在此獲得一個落腳點，既能滿足其虛榮心，又無礙大局，甚至可能在未來牽製其他勢力。
在索馬裡沿海，意大利的三色旗在新設立的哨所和行政機構前升起。科斯塔公司的商船開始更頻繁地往來，伴隨著海軍巡邏艦艇的引擎聲。對當地的部落民而言，統治者的名字從蘇丹變成了遙遠的“意大利國王”，稅收官換成了穿著陌生製服、態度更強硬的人，他們的生活和命運，在炮艦外交的轟鳴聲中，被不可逆轉地改變了方向。
亞曆山德羅站在辦公室的巨幅地圖前，用一支藍色的鉛筆，在索馬裡沿海畫上了一個新的、屬於意大利的標記。帝國的邊界，又向前延伸了一小步，這一步，建立在一次精心策劃的衝突和一紙不平等條約之上，冷酷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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